魏无忌神色稍安，徐佑方才的诡辩几乎让他无路可退，这次再次发问，却出乎意料的简单。春秋是经，这是列入五经的定论；可春秋也是史，周王朝和各国都设有史官，春秋既然是孔子依据鲁国史料所著，那自然是史书！

    他思前想后，自认没有破绽，以此回答徐佑。徐佑笑道：“哪里有亦经亦史的圣人书？历来经史有别，史先于经，史家的宗旨是说真话，记实事，可孔圣作春秋，不在记录实事，而是写个人对实事的评判，其目的更不在史，而在于用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鉴于往事，以之警醒世人。这样的意义远远高于史学之上，所以称其为经！”

    魏无忌斥道：“荒谬！圣人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直书其事，微言大义，如何算不得说真话，记实事？”

    “微言大义，其言并非不真，但言在前，而义在后，故而先史而后经。春秋只可为经，不可为史！”徐佑不等魏无忌反驳，道：“郎君以为，《史记》可为史吗？”

    魏无忌想也不想的答道：“当然是史！”

    徐佑顿时笑了起来。

    魏无忌猛然惊醒，他已经猜到了徐佑的目的，可又没有办法阻止。果然听徐佑道：“太史公言：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连他都认为《史记》和《春秋》截然不同，魏郎君既说《史记》是史，那《春秋》自然非史！”

    “这……这……”

    魏无忌终于讷讷不能言！

    唯物辩证法的厉害就在于此，先下一城，徐佑趁不急不躁，再问道：“左传是注还是史？”

    魏无忌已经没有了刚开始的自信，犹豫半响，道：“是注本！太史公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因春秋而成左传，当为注本！”

    “郎君又错了，左传原该是史！”

    魏无忌脸色有点发白，拱手道：“愿听郎君教诲！”言语中已经透着几分尊敬了。

    “孔圣修经，以一己之见来褒贬善恶，类例分明;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以日系月，并没打算扶助圣言，缘饰经旨，和太史公相似。所以，孔圣所以为经，当与《诗》、《书》、《易》等列;左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徐佑掷地有声，断然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并非为了传《春秋》而作，所以该当是史，而非注！”

    围观的回廊里立刻响起热烈的叫好声，纵然有些人不是太懂春秋，可两人的辩诘并没有过于晦涩的地方，言简意赅，直指本心，却也把各自的观点说的清楚明白，让人一听就知高下。

    魏无忌的额头已有汗珠滚落峨袍，挺拔如松的上身也不经意的弯曲了下去，尚没有真正的开战，登台时的斗志已被徐佑的无双辩才消减了八成。

    不能再让徐佑牵着鼻子走了！

    魏无忌果断转移话题，道：“你我今日辩春秋，无须在这末等枝节上耗费心力，春秋为经也好，为史也罢，终归要深谙其旨，明达其意，才可以算得上通晓。郎君欲作《春秋正义》，我来以经文质询，望不吝赐教！”

    接着洋洋洒洒，尽挑那古怪刁钻的偏僻知识点来提问，幸好徐佑为了今日早有准备，自身的学识在，又有何濡、清明这样的学究天人之辈相助，倒也应对了下来，虽然没有开始那么轻松，但至少场面上很过得去。

    如此连续问了十三题，徐佑一一作答，没有被魏无忌难住，眼看他词穷，徐佑笑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只问郎君一题，若答得出，今日便算你胜了！”

    魏无忌晓得这一题非同小可，神经绷紧到了极致，双目凝视着徐佑，道：“郎君请讲！”

    “春秋记事，开篇说春王正月，此正月为何月？”

    就像准备了三千斤的巨石砸入深不见底的水潭，却只溅起了一朵小的不能再小的水花，魏无忌打死也没想到徐佑会问如此简单的问题，呆呆的愣了回神，心中满是狐疑，这才答道：“春王正月，即为建子月！”

    “请指教！”

    “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各有不同。”

    所谓的建寅、建丑、建子，是说斗柄所指的方向，夏代既以建寅之月为岁首，那么建丑之月于夏历则为十二月，建子之月于夏历则为十一月。殷革夏命，要改正朔，于是不再以正月（夏历）为岁首，而是以十二月（建丑）为岁首；周革殷命，也要改正朔，于是以十一月（建子）为岁首。以此类推。

    徐佑摇头道：“我以为不然！孔圣作春秋，实则是以夏时冠周月！”

    “什么？”

    魏无忌勃然失色，竟从蒲团上一跃而起，往前三步方生生止住身子，颤声道：“郎君所指，孔圣篡改了正朔吗？”

    与此同时，回廊中也响起阵阵惊呼，不少儒生跟着站起，面色皆变！

    说起这个问题，牵扯十分的广泛。比如殷人或周人在改了岁首之后，称他们建国的第一年第一月时，是说“元年十二月”或“元年十一月”呢，还是称“元年正月”？前者即所谓“改年不改月”，后者则是“改月”。

    除过改月，还有改时。夏历以一、二、三月属春季，四、五、六月属夏季，七、八、九月属秋季，十、十一、十二月属冬季，这样的时、月关系与一年之内的农作周期最为契合。但殷和周两代的春，实际上是夏历的冬，那殷人或周人的新君即位的第一年第一月，是该称为“元年冬”呢，还是该称“元年春”？前者称为“不改时”，后者则称为“改时”。

    而《春秋》记事，明显是改月改时的，所以将十一月称为正月，将冬季称为春季，方才魏无忌回答徐佑的问题，说正月即为建子月，这个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既然改月改时，是出自谁手呢？这么多年大家都约定俗成的认为改月改时是周朝的定例，但徐佑骤然抛出孔子“以夏时冠周月”，意思是说孔子在写《春秋》的时候擅自改了正朔。

    这是何等大胆的指责？

    “不错！”徐佑面不改色，道：“周代之前，殷人以建丑为正，但记事时并不改月，例如商汤死后，太甲于次年即位改元就称 ‘惟元祀十有二月’；周代之后，秦人则以建亥为正，其记事时既不改月，也不改时，秦人书始建国之月为‘元年冬十月’。因此可知，夏商周三代乃至于秦，既不改月，也不改时，周人以建子为正月，春秋开篇应该说‘元年冬十一月’才对，却为何是‘元年春王正月’呢？以我拙见，该是圣人改了正朔的缘故！”

    “这不可能！”魏无忌脑袋乱成一团，道：“非天子不议礼！春秋时孔圣有大德，而无显赫的官位，又何来的资格和胆量改一朝正朔？”

    “所以我先前问魏郎君，《春秋》是经还是史，为经则要见大义，而不拘小节。孔圣以周正记事，已经表明不在其位，不敢自专的恭谨，然后再以夏时冠周月，正是欲假天时以立义，也恰好再次证实《春秋》为经而非史！”

    “假天时以立义？假天时以立义？”

    魏无忌只觉得一声轰鸣，乱成浆糊的脑袋仿佛刹那间触碰到了那厚厚的乌云，却还差那一点，一点点，穿不破，看不透，摸不着。

    他双目溢出异样的神采，又往前五六步，声音充满了期待，道：“请郎君明示，圣人欲假天时立何义？”

    徐佑缓缓起身，道：“圣人不说‘王春正月’，而说‘春王正月’，加春于王者，寓意自然是要贯彻‘行夏之时’的大义。”

    “行夏之时……”

    魏无忌的脸上时而迷惑，时而惊喜，时而困顿，时而苍茫，喃喃道：“行夏之时……”

    “圣人作春秋，正是要效三代之治，为万世立法。三代，有夏正、殷正和周正，此三正里只有夏正最顺天时，如殷正、周正，只能行用于一代，更不用说秦人之建亥了。你也说了，夫子空有圣人之德，并无圣人之位，他是无权也无力改正朔的，所以只能用夏时冠周月的春秋笔法，来达到垂法后世的终极目的。”

    徐佑双手负后，一字字道：“《春秋》为经不为史，正在于‘行夏之时’四字！你们终日里说微言大义，却始终不明白，究竟什么才是圣人想要传之万世的大义！”

    表面上看，“行夏之时”只是一个历法问题，孔子要推行一种万世通行的历法；但这却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春秋》里所体现的原则、法度、精神和价值。一句话，《春秋》里的“大义”，是可以传之万代而不废的，这就是孔子“假天时以立义”所立的“义”。

    咚！咚！咚！

    脑海里雷声翻滚，乌云尽散，魏无忌踉跄前行，至徐佑跟前，喜极而泣，道：“殷正建丑之历法不行于周，周正建子之历法不行于秦，秦正建亥之历法不行于汉。而自汉武帝改行夏正以来，直到今日，数百年间，历朝均用夏正。这确乎是‘百王不易之大法’，是《春秋》垂法万世的大义所在……”

    徐佑微微一笑，道：“恭喜郎君，这才是真正通晓了《春秋》！”

    魏无忌看着沐浴在光华之中，如同神仙中人的徐佑，那身形无比高大，仿若高不可攀的山，仰不可及，他缓缓屈膝，在千百士子眼前，以弟子礼参拜徐佑，恭敬的无以复加，道：“徐师！”

    （胡安国的以夏时冠周月，重点在于升华了春秋的主旨，若探寻孔子本意，那是谁也说不明白。所以后世争执不休，但胡安国的春秋传被元明两朝奉为科举必备宝典，跟左氏、公羊和谷梁并称为春秋四传，其学识和见解并非常人可及。丸子治学不算严谨，但就以夏时冠周月而言，并不赞同朱熹的观点，而是同意胡安国的观点。毕竟小说嘛，剧情只为装 逼服务，至于论点的对错，达者且不必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