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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素有眼疾，视力不佳。…他读书治学，案牍劳形，本就用眼过度，偏偏唯一的嗜好——围棋，亦是要攒眉凝目，大费眼力的。近年来，情形愈发不好，右眼尤甚，“看字常如隔雾”。有时发作起来，眼痛头胀，到了难以视物的程度，奏折、廷寄、塘报，都得幕僚念给他听。

    多年来四处寻医问药，离奇古怪的方子试了无数，始终一无效用。

    不过，这洋医生，却是第一次看。

    这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曾国藩是中国最早力推洋务的重臣，但他的生活起居，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洋派”，不吃洋餐，不喝洋酒，生了病，不会去看洋医生。

    这一点，和恭王、宝鋆等人，大不相同。

    和关卓凡比，就更加天差地别了。

    这一来，是曾国藩理学大家的“惯性”使然，二来，大约是出于这样一种奇异的矛盾心理：我推行洋务，完全是为了国家，其中，自己是没有任何私心私意的。我若受了洋风熏染，则无私亦有私，推行洋务，就理不直、气不壮了。

    这个情形，有点像民国肇始，有那倡导恋爱自由的，自己却老老实实接受包办婚姻；又如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弗洛伊德，强调**对人的潜意识的影响，实际生活中。弗氏却循规蹈矩。私德极谨极慎。生怕予人话柄。

    话头又稍稍扯远了一点，回到曾国藩的眼疾上来——主人家盛意可感，曾中堂并没有对赵巡抚请洋医生给他看眼病表示异议。

    菲尔普斯是位英国医生，很客气地说，能够给曾侯爵看病，他深感荣幸。

    一系列的检查做完了之后，英国人的眉头却皱了起来，说道：“眼压过高。眼内发炎，右眼已经有了早期的青光眼的征兆，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眼压”、“青光眼”神马的，这个时候，是没有对应的中文词汇的，通译只好翻译成“眼瞳负担过甚”“眼疾甚重”，等等。

    “我很奇怪，曾侯爵的眼病，很大程度，是由于用眼过度所致。而曾侯爵的近视、老花都很严重——为什么不早一点佩戴眼镜？哪怕早个三四年佩戴合适的眼镜，都不会导致今天的这个局面。”

    洋医生的口气中颇有责怪的意思。曾侯爵和赵巡抚都颇为尴尬，赵景贤轻轻咳了一声，说道：“前几年中堂戎马倥偬，循国忘身，这一两年不带兵打仗了，才抽得出时间，治疗自己的宿疾。”

    “徇国忘身”，翻译成英语，又不大容易了。不过，菲尔普斯总算弄明白了，他点了点头，说道：“我对曾侯爵的奉献精神表示敬意。不过，保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请今后一定留意。”

    这几句话，翻译过来，大入曾国藩之耳，立时对这个洋医生刮目相看，他拈须微笑，说道：“先生责备的是，曾某受教。”

    当下开了方子，包括眼药膏、眼药水，还有两副眼镜的曲率、眼间距什么的——曾国藩得配两副眼镜，一副近视镜，一副老花镜。

    曾国藩虽然没有配过眼镜，但也晓得这种镜子要慢慢儿打磨，非一日之功可成的。可自己在上海只能待一个晚上，明儿一早就要坐汽船北上，这眼镜，难道是做好了再派人送到直隶去么？

    不过，想着赵景贤等自有安排，也不必多问。

    晚上的一切酬酢，曾国藩坚辞不受，赵景贤也不勉强。另外，曾国藩反复叮嘱，明天早上送行，千万千万，别再弄得跟今天接船那般场面了。

    赵景贤亦不以为甚，反正该做的场面都已经做过了，不在乎少这一场半场。

    第二天一早，赵景贤率在上海的江苏文武官员到码头给曾中堂送行，本地士绅和外国友人，就如曾中堂所愿，不再露面了。

    曾国藩到达北京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暖和了。京城虽然不比江南，但新芽剥吐，大地上已有了最初的春意。

    先到宫门递了请安折子，再到贤良寺。进了贤良寺，坐定，透过一口长气，第一件事，是叫人打一盆热水来，浸泡已经肿胀起来的双脚。

    堪堪缓过劲儿来，水温也凉了下来，正想喊人，赵烈文急匆匆地走了进来：“爵相，关贝勒来拜！人已经进了贤良寺了！”

    曾国藩大吃一惊。

    关卓凡是上官，自己是下属，只有下属去拜上官的，哪有上官来拜下属的？

    这也罢了，更紧要的是，有清一朝，对亲贵和大臣之间的交往，有着相当严格的限制，原则上，亲王、郡王，都不能和大臣私下往来。除了红白寿喜一类特殊日子，即如曾国藩这般勋望至高的重臣，不奉旨，亲王、郡王也不宜“过府探望”。

    关卓凡是郡王衔的贝勒，和王爵已相差无几，加上他执掌中枢，比之普通亲王，分量其实更重，怎么就这么跑过来了？

    饶是曾国藩不晓得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一时之间，也惶惑无计。

    人家已经进门了，不见是不可能的，曾国藩突然醒起：自己穿的还是“行装”——便服！

    一叠声叫人拿朝服来，赵烈文摆手止住了：“爵相，赶不及了，再说，关贝勒也没有穿朝服——也是便服！”

    话音刚落，外面的戈什哈已扯着嗓子喊了起来：“关贝勒到！”

    曾国藩把双脚挪出水盆，也来不及擦干，湿漉漉地就套进了鞋子里，赵烈文搀着他的胳膊，曾国藩站起身来，赵烈文立即放手，上前打起门帘，曾国藩低头急趋而出。

    一出门，便见到关卓凡正站在院中，背手含笑而立。曾国藩小碎步下了台阶，关卓凡迈步迎上，曾国藩正要跪下行礼，关卓凡动作极快，已经一把搀住：“涤翁，千万别给我来这个，我可当不起！”

    “贝勒，国礼不可废……”

    “哪来这么多礼？要说礼，我该给涤翁行礼——我在心里，一直是以师礼待涤翁的！”

    “这……国藩如何当得起？”

    “曾湘乡当不起，天底下哪里还有人当得起？再者说了，咱们都没穿朝服——涤翁，我不穿朝服，就是受不起你这个‘国礼’！你千万千万，放我一马！”

    曾国藩正不知该如何接口，关卓凡已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哎呦，涤翁怎么光着脚？鞋子都湿了！是不是方才正在泡脚？快，快！进屋，进屋！赶紧的，擦干了，套上袜子！这个天儿，春寒料峭的，着了凉，涤翁是有了春秋的人，不是当耍子的！”

    曾国藩被他揉搓得头昏脑涨，这个“国礼”，到底没有行成。关卓凡架着他就上了台阶，赵烈文极其见机，赶忙抢上，在另一边搀住了爵相，一起往屋里走去。

    进了屋，关卓凡喧宾夺主，嚷嚷着叫人拿毛巾来、拿袜子来，折腾了一轮，总算大致消停了。曾国藩一边擦脚穿袜子，一边连连告罪，“怠慢不恭”，“无状无礼”。

    关卓凡笑道：“涤翁，要说告罪，是我该告罪，不打一声招呼，就做了这个不速之客——可是，你也不能怪我！我若事先张扬，你必然搬一大套‘国礼’出来，多半要给我吃个闭门羹的。”

    曾国藩说道：“贝勒盛情可感！可是，曾国藩怎么当得起？另外，还是要谏贝勒一句——国家有制度，该避忌的……还是要避忌的。”

    关卓凡微微一笑，说道：“涤翁不要再说‘当不当得起’这种话了。至于制度——从今以后，多少制度都要改过？这也‘避忌’，那也‘避忌’，咱们什么事情也不用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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