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喜欢跟小朋友们在一起吗?乔露又问。
    小家伙还是摇头。
    乔安对托儿所和小朋友的抗拒让隐约让乔露察觉到一丝不寻常，回忆之前在农村的经历，母子俩可以说寸步不离，因为村里有小朋友会欺负他，所以原身不让他跟同龄人玩，长此以往，孩子对妈妈产生了高度依赖。
    然而原身有了工作后直接把孩子丢进托儿所，这期间没有一点过渡，这件事对习惯了妈妈陪伴的孩子来说，似乎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
    想了想，乔露换了个说法：安安，妈妈现在没工作了，你不能上幼儿园了，会伤心吗?
    小家伙脸上总算有了不一样的表情，红彤彤的小嘴巴抿了抿，似乎压抑着欢喜。
    不伤心。
    他巴不得天天跟妈妈在一起呢。
    如此，乔露的答案也出来了。
    亲亲他的脸，柔声道:行，那就退学。
    退学后，乔露没着急回家，带着儿子在周边逛了逛。
    许多偏僻的小巷子里有自由市场，都是私人经营的小摊贩，因为社会开放的程度，他们没法固定在一个地方经营，城管一来，就得跑路换地儿。
    这就是1982年的社会现状，说是改革开放了，也鼓励私人经营，实则政策不稳，大环境不安定，一直到85年之前，社会都偏向于保守状态。
    在当时大部分人的观念里，摆地摊、做生意，甭管干啥，只要不在国企上班，那都不是正经营生。这年头还得是国企工人最吃香，不说工资，待遇那绝对一顶一的好，铁饭碗也不用担心失业，各种福利优待，免费医疗，免费分房，还能给单身职工们办相亲舞会，也叫交谊舞。
    最要命的是，这些工作大部分是接班制度，老子下了儿子上，儿子下了孙子上，子孙后代无穷尽，一生无忧，这才是民众之向往。
    乔露是农村人，户口在农村，除了通过关系干一干临时工，唯一能做的一行当属投机经营，也就是私人买卖。
    现在工作辞了乔露不后悔，但是愁，愁地很。
    八十年代初，她得做什么养活自己养活儿子?
    乔露带着儿子晃到中午才回家，路上用那一块五的学费买了两只烤红薯，五分钱一只，软软糯糯，甜到心坎。
    吃完疾步匆匆往家赶，说是家其实也不是，准确地说是她姐和姐夫的家，十三平米的筒子楼小房间，姐夫为了给她和儿子腾地方，已经在员工单身宿舍睡半个月了，现在就等她商量好什么时候跟王斌结婚从筒子楼搬出去。
    想到这里，乔露还挺愧疚，夫妻俩已经因为她分居半个月了!
    唉，儿子，咱娘儿俩好像走到哪儿都招人嫌。乔露感叹。
    小家伙窝在她怀里，因为刚吃完红薯，一张嘴满是甜味儿：不嫌。
    乔露戳他鼻尖，笑起来：也是，咱娘儿俩相互不嫌弃。
    六十年代初建成的筒子楼，楼龄二十出头，称得上老建筑。两边各门各户，被火熏得漆黑的白墙早已看不出原本颜色，墙壁下的楼道又长又窄，楼道内积压着烧饭用的灶台锅炉以及各种杂物，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乔露来到最中间的一道门，门是打开的，屋里有窸窸窣窣的动静，显然有人。
    姐，是你吗?
    乔露把孩子放下，进屋第一时间没发现乔燕，抹身一转，那边衣柜门合上，她姐原来被柜门挡住了。
    刚到。一个气质优雅，身段苗条的女人走了出来，拿下挂在墙上的围裙，该准备一家人的午饭了。
    乔燕是乔露的二姐，励志姐，打小聪明好学还勤奋，从贫瘠落后的小山村一路摸爬打滚，最终通过77年的一场高考，成功落户黎安市。
    她是建国后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典型的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例子，虽然是大专，但那个年代的大专含金量极高!
    乔燕毕业后被分配到黎安市化工厂上班，现在是生产科的组长。她的丈夫也是化工厂的职工，比她大六岁，年纪是大了点，可人家是技术部门的大主任。
    听说上边指标已经下来，按工作年限、新老职工，学历高低等规则，顶多两年，两口子就能分配到一室两厅的大房子，到时候搬进去，乔燕的未来简直一派光明。
    姐，我来吧。
    乔露推开乔燕接过菜刀，殷勤极了。
    大白菜随意在水盆里浸湿，一刀下去，白菜梆子进了垃圾桶。
    乔燕瞥她一眼，觉得不对劲：怎么了，今天回来地这么早，王斌那边怎么说，你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乔露没回答，认真地把白菜切成丝，装进一只搪瓷盆。
    姐，我正要跟你说呢。
    怎么说?乔燕好奇地望着她，手在围裙上抹了抹。
    乔露放下菜刀把人拉进屋，乔燕不明所以的盯着她，等到门也上了锁，才听她道：
    我辞职了。
    咔乔燕觉得脑袋被劈成了两截。
    你开什么玩笑?
    真的，我辞职了，就今天早上。她神色极为认真，半点没有开玩笑的迹象。
    你才上班几天，一个星期都不到吧，为什么啊?乔燕不信，焦急地握住她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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