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德被带走调查确实造成了影响，不过影响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坏。

    或许是从这件事里感觉到了危机，也让更多人心灰意冷，三天之内，选择去科西嘉岛工作的工人和工程师增加到2000多人，选择去兰芳工作的增加的更多，差不多已经和选择去科西嘉岛的已经持平。

    或许是因为远离欧洲的缘故，选择去兰芳工作的人中工程师和设计人员的比例要高一些。

    秦致远为这些人开出了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提供住处以及基本的生活设施只是基础，更有两倍于克虏伯的薪水，每年不少于一个月的带薪假期，平均分布于年中的各种假期，包括欧洲的圣诞节和元旦、以及复活节、万圣节、圣诞降临节等等，同时每当处于华人的节日时，这些德国人同样会休假，比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

    当然了，华人也同时享有欧洲节日放假的福利。

    另外关于工作时间，兰芳也有比科西嘉岛更加详细的规定，比如原则上每天工作八个小时，超过十个小时就算是加班，加班会有1.5倍的加班费，节假日加班2倍加班费，每周五天工作制等等，这让管理更加的人性化。

    甚至比欧美国家的人性化水平还要高得多。

    尤其是在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

    要知道，在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在拼命赶工，工人的工作时间动辄15.6个小时，加班费什么的就别想了，能准时发放基本工资就算是财务水平不错了。

    工人们当然不愿意承担强度如此之大的劳动，于是普遍存在的工会开始组织工人罢工。

    但在世界大战期间，每天都处在死亡威胁中的各国政府都是狂暴的，他们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变得杀气腾腾，只要有人敢罢工，那么就把他们全部集合起来送上战场，罢工的组织者则是以“******”被诉诸法庭，在英国和德国都出现过这样的极端事例。

    所以在遍地哀鸿的欧洲，兰芳的人性化管理就看上去格外吸引人，仿佛就像“兰芳”这个名字一样，每一个字都充满诱惑力，字里行间透露出空谷幽兰的芬芳。

    增加工人的福利，肯定就会影响产品的成本，进而会影响到产品的竞争力。

    但秦致远认为这都是值得的。

    对于兰芳来说，以后要走的路线是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那么产品的利润率就会很高。

    增加工人的福利，其实对于工厂主来说，也就是赚一百，还是赚五十的问题。

    而在秦致远看来，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地区，能够依靠的是什么？

    不是最上层的统治阶级，也不是最下层的劳动阶层，而是广大的中间阶层。

    不管是在目前的任何国家，社会收入的分配基本上都是金字塔结构，最上层的人数最少，却占有最多的资源，最下层的人数最多，分配的物资却最少。

    最上层的那些人，也就是所谓的“头面人物”，不管他们的出身有多差，一旦混到金字塔最上层，他们的任务就不再是继续攀登更高的阶层，而是保证他们的地位不受影响，于是他们就会失去前进动力，变成社会变革的阻碍者。

    最下层的那些人看不到上升通道，他们没有晋升空间，也没有晋升的渠道，简单来说就是看不到希望，于是各种社会问题纷纷衍生出来。

    秦致远想创造一种扁圆结构，最上层的人还是那么少，但他们赚的却不是那么多；最下层的人数也少，这部分是不思进取混吃等死的，活该他们受穷。

    人数最多的，就是广大的中间阶层。

    这肯定需要时间，特别是因为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注定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甚至有可能需要几十年才会实现，但秦致远不气馁，他的心理年龄虽然已经小三十，但这个身体今年才21岁，有的是时间去慢慢实现他规划的蓝图。

    更何况对于目前的秦致远来说，因为青霉素和联合石油公司，以及正在运作的“法兰克公司”，秦致远手中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这些工厂每年都会为秦致远带来巨额财富，如果用于民国可能稍显不足，但如果用于打造一个示范性地区却是足够了。

    比如说另一个时空中的深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的价值并不在于他能赚多少钱，而是树立一种模式，成为一个标杆，让处于迷茫中的人们明白“深圳速度”是一种什么样的速度，让不自信的人们了解华人的潜力到底有多大。

    这个价值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实际上的作用极大。

    秦致远就是想把兰芳打造成另一个“深圳”，一个放大版的深圳。

    这并不需要把整个兰芳都建设成另一个时空中的深圳那样，只需要某几个超大型企业，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宣传，就能形成有相当规模的“示范效应”。

    华人中流行“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这句话值得从来就不是财富，而是希望和机会。

    只要有希望有机会，华人更习惯于使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而不是简单的“等、靠、要”，那些伸手党不管在哪里都不受欢迎。

    而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重点放在财富上，只有某些野心家在需要的时候才会这样解读。

    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的秦致远有明确的目标。

    “兰芳代表团”的德国之行，就是要尽可能利用德国那些即将被拆毁的工厂，那些即将被遣散以及分流到其他国家的熟练工人和成熟的工程师、设计师团队，用近乎拔苗助长的方式给兰芳奠定初步的工业基础。

    其实“拔苗助长”这个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的局限性，看看21世纪的迪拜就会明白，当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时，困难真的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多。

    随着大量工人和工程师决定加入”法兰克公司“，克虏伯的问题已经初步得到解决，接下来的事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发酵，而那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留下两个精通德语的同伴负责后续联络，张天运和隆氏兄弟他们继续往下一站进发。

    下一站是莱茵金属，再在下一站是宝马公司，然后是凯撒大帝造船厂，然后是卡尔·蔡司股份公司……

    总之，在协约国的“巴黎和会”结束之前，秦致远要把所有能看得上眼的东西全部搬到兰芳去，在兰芳重建德国的强大工业。

    这是秦致远和威廉皇储约定中的一部分，现在看上去是秦致远占了大便宜，德国人吃了大亏。但在德国需要的时候，秦致远也要帮德国人重建这一切，甚至包括德国人的军队。

    随着《停战协议》的签订，在战争中被俘获的德军战俘逐步开始释放，最先释放的是那些不适合劳动的残疾军人，然后是身体衰弱的那些，最后才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

    这些青壮年要用劳役为德国的“侵略”行为赎罪，他们要留在法国修路架桥开挖矿山，直到把法国在战争中被破坏的地区恢复成战前的样子，这些德军战俘才会被释放。

    能恢复的是经济和建筑，心理创伤却不是那么容易恢复的，死去的人更不可能复生。

    秦致远这段时间也有事做。

    战争既然已经结束了，那么就有一个重要事项要安排，那就是在战争中阵亡的那些华人战士的尸骸。

    华人有句话叫“叶落归根”。

    也就是说人活着不管是在那里求生活，死了的时候就一定要埋在自己的土地上。

    这是华人世界的一个传统，也是华人们尊重祖先的一种方式。

    哪怕是死了，也要死在祖宗身边，到了阴间还能重新相聚。

    法国距离民国不远万里，很多尸骸已经被岁月冲刷的只剩下累累白骨，这要是送回去，恐怕会让死者的家属更加伤心，于是就在巴黎寻找一块地方，建设一个大型的公墓集中埋葬，而送回民国的，只是那些阵亡烈士们生前所用过的一部分遗物。

    好吧，老祖先在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因此有前例可循，那就是“衣冠冢”。

    聊作安慰。

    其实地方很好找，就在黑天鹅城堡所在的布洛涅森林里。

    秦致远已经买下了整个布洛涅森林，这片大约有20平方公里的地方，现在完全属于秦致远和他的外籍军团。

    西方对于私有财产的态度非常开明，只要是私人领地，哪怕是关起门来当皇帝也没人问，开辟公墓更没问题，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举动，政府是支持的。

    从秦致远率领华人参加对德作战，一共历时近两年半，在这两年半中，华人战士阵亡一万八千余人，近七万人次负伤，虽然相对于协约国其他部队来说伤亡比例不算大，但相对于华人部队的总数而言，这个数字已经算是伤亡惨重了。

    到目前为止，秦致远手下的部队也没有超过20万人，按照比例计算，华人部队的伤亡比例近一半。

    当然了，与之相对的，是华人部队取得的辉煌战绩，他们参加过的大规模战役有十余次，从索姆河战役开始，几乎所有法军在西线战场发起过的战斗华人部队都有参与，在战斗中，华人部队击毙了超过十万德军，俘虏了超过30万人，总数超过全部华人部队的两倍。

    华人部队的战果，在整个协约国中并不是最大的，但如果按照部队人数计算比例，则是无可争议的第一。

    而最令人称奇的是，虽然华人部队给德军部队造成了重大伤亡，但德国人明显对华人并没有多少仇恨，着从第二次兰斯战役中，德军士兵争先恐后的向华人部队投降就能看出来。

    12月24号，平安夜当天，秦致远主持了第一批战士的入葬仪式，这些战士是在卡皮地区阵亡的，他们其实当时只是民夫，甚至都不是战士。

    第一批入土的战士一共79人，其中有13人没有找到尸骨，只能建成“衣冠冢”。

    当时秦致远的手下一共只有310人，可见战斗之惨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