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一百七十八章卧云堂
    据苏明润说，税收，其实只是朝廷获利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利益，在茶农，商人，繁荣的市场之上。
    无数的人因此而衣食有了着落，成为了对国家有用的人，而无数粮食产量很低的山地，也成了茶园，能够提供不亚于良田的产出。
    现在蜀中茶农的积极性很高，这是专榷时期无法做到的，具体问题产生在哪里，有什么利弊，一时我也说不清楚，要不等苏明润回来之后，请他来给母后讲讲？
    要是只事关娘家，高滔滔绝对会不讲理，可现在被赵顼一说，这事情好像还事关国家大计，高滔滔也不敢乱撒泼了，说道：“苏明润如今也是国家重臣，这点事情怎敢劳烦？改日小妹进宫问候起居的时候，我问问她得了。”
    羊毛垄断出在陕西，司马光明显是知道“商业互吹”这个词的，不禁莞尔：“你呀你，算了明润你赶紧去洛阳吧……我说不过你，自有人比你还要深沉老练。”
    苏油笑道：“听完学士之训，自当再去领受富公的教诲。”
    司马光点头，叹了一口气：“我知道明润你的意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切，还是留在书里吧……”
    两队人在偃师分手，苏油又经过了一日，便抵达了洛阳。
    富弼如今已然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但是思路还是敏捷，虽然有些老年疾病，但精神还不错，听闻苏油来访，便在卧云堂予以接待。
    富弼的园子乃是洛阳第一，因为是大宋的郑国公，因此老百姓将这里叫做郑公园，有两山三台四洞五亭之盛。
    这里的竹林，梅林都是极盛，卧云堂在竹林的东边，与园中另一座四景堂对峙并列。
    左右两座假山，分别落在溪流池塘之畔。坐在此地，满园胜景，美不胜收。
    卧云堂前还有一株凌霄，更是奇绝。
    后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特意记载了这株花：“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生者，唯西京富郑公园中一株，挺然独立，高四丈，围三尺余，花大如怀，旁无依附。”
    不过如今不在花期，看不到凌霄盛开的情形，不过绿竹香梅，堆琼叠翠，却也是陕西难得一见的美景。
    见到苏油，富弼第一句话就是：“陛下决意西事了吧？”
    苏油微微点头：“陛下从来都决意西事，自登基之时就一直在准备。”
    这话也是有出处的，熙宁元年，富弼调判汝州，赵顼诏令在内东门的小殿觐见，特许患病的富弼坐轿到殿门。
    赵顼当时向富弼询问治国之道，富弼说：“人主的喜好和厌恶，不能让人窥测到；能窥测，奸人就会逢迎。应当像天监视人一样，善恶都由自取，然后进行惩罚奖赏，这样功劳和罪恶都各得其实情。”
    赵顼又询问边疆之事，富弼说：“陛下即位不久，应当广布恩德施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
    到现在，却已经十二年了，大宋先后用兵渭州、河湟、荆湖、交趾、南海，竟然是没有停止过。
    富弼是大宋最顶级的政治家，有贤相之称。
    性格温和，为政清廉，好善嫉恶，进退裕如。
    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有礼。
    而且心思周密，小人想要害他却不容易。
    当年富弼在辽宋间往来，负责岁币谈判，宰相吕夷简曾经想要陷害他，交给富弼的国书，和口述不同。
    富弼领受国书出了京城之后，对手下说道：“要是国书内容与口授不符，国家大事就败了。”
    于是发书审视，果然，口述和国书的内容不一致，于是富弼立刻返回京城，面见仁宗，要求将国书改正，让吕夷简的谋算落了空。
    这是一个有原则但是懂机变，有底线但是够圆滑的人物，天生的政治家。
    后人王夫之曾评价说：“夫富公固非有异志者，而观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
    而苏油身上，富弼似乎看到了年轻时候自己的影子，非常看好他。
    当年苏油赴任回京，富弼离京前特意去找了他，要他和王安石通力合作，先保住已有的政治地盘，留待有用之身，为朝廷效力。
    害怕苏油执拗，要和王安石顶牛，破坏朝堂政局，为此甚至不惜说出你自管委屈求全，我会在笔记中为你“平反”的话来。
    但是苏油很好，虽然年轻，但是手段之圆熟老道，甚至青出于蓝。
    政治上，苏油并没有完全听从富弼的劝告，而是对王安石的施政瑕疵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并且附上自己的改良建议。
    而且绝不光是说说而已，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放手大干，既不违反王安石的大政方针，又用自己的精微操作将王安石的新法当做一个壳子，装上了自己改良之后的瓤子。
    此举给大宋带来的利益难以言喻，让新法派无言以对，也让保守派大感振奋。
    而苏油的政治实力和政治盟友，也在一次次交锋中越来越厚，越来越多。
    大宋需要改革，这是所有政治家都明白的事情，而保守派和变法派的意见分歧，其实是集中在如何改上。
    说白了，就是财富的重新分配。
    两派都认为，天下的财富是有定数的。
    保守派的观点认为，财富不当损失百姓而集中于国家，哪怕国事衰疲，也不能饮鸩止渴。
    这样造成的坏处远大于好处，国家虽然一时强大，但最后必将自食苦果。
    而变法派则认为，以大宋的国力，先将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上，才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决定性的优势。
    老百姓虽然暂时受一些苦，承担一些代价，但是相比万世基业，这样的阵痛是可以承受的。
    但是苏油却甩出来另一套完全独立于两派的方法——你们，都错了！
    大宋国家的财力，还大有潜力可挖，只要让有限的财富流动起来，就足以产生加权效应。
    一文钱，完全可以变做两文钱三文钱来花！
    只要这些钱用到了恰当的地方，就能够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大宋在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情况下，同样能够一边抵御外辱，整顿军备；一边开发良田，改良工坊，增长人口，改善百姓生活。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只要让国家经济循环流动起来！
    而且仅凭物质救不了大宋，还要改造精神！
    这种说法在二十年前提出来的时候，相信的人没有几个，哪怕张方平以三司副使的身份亲自撰稿，相信《金融论》的人都寥寥无几。
    而发精神改造初声的《士德论》，除了获得一份喝彩，真正体行不悖的，其实也不多。
    不过如今信的人却越来越多了，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苏油不但提出了理论，还付诸实践。
    相信苏油的人，都获得了长足的回报，苏油在大宋凭空做出了许多蛋糕，还邀请那些相信他的大佬们，加入了瓜分这些蛋糕的行列。
    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影响力越来越大，受邀者的身份越来越贵重，等到赵顼成为最大的受益人之后，苏油的理论终于水到渠成。
    这个过程苏油走得慢条斯理，优哉游哉地走了二十几年，走得别人都替他着急。
    走到从乌台出来，开封府，枢密院，三司，大佬们就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
    真正精明的大佬都知道，大宋国势扭转的背后，站着一个年轻的身影。
    不是赵顼，而是苏油。
    但是让富弼最感到宽心的，是大宋这些年发生的战争。
    相比以往，大宋似乎发生了一种战略思维上的变化。
    战争这种自古以来就是纯消耗的事情，竟然被苏明润打出了丰厚的利润。
    其实战争只要是战胜，那必然是有红利的。
    但是苏油主导的战争，哪怕是在本土进行的防守反击，也一样获得了红利，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