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伯年初辞去江宁府尹之位，但告老之奏折给封还。虽说张玉伯在辞去江宁府尹之位后称病不朝，但一直兼着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头衔。

    张玉伯与林缚的关系，亦是友故、亦是政仇；他任江宁府尹之初，为当时畸高的粮价，就拿当时与淮东一系关系密切的顾天桥下手，也是庙堂之上、曾公开抵制林缚把持朝政大权的高官。

    公府治政后，林缚使张玉伯从江宁府尹位上去职，实际是削去他的实权，但封还了张玉伯告老的请折——在时人看来，更多的是林缚做了婊、子，还想立牌坊，要将张玉伯架在庙堂里做摆饰，以示其容人之量。

    到济州都督府正式设立之时，除军政官员外，自然也要另外派遣监察官员，林缚直接就指名要都察院派张玉伯来济州做按察史。

    济州都督府受中枢直辖，在级别上与诸郡司相当，故而都督府等同于宣抚使司，按察使司、审刑司、兵备司、市税司等衙署，也一并照郡司设立。

    济州都督府的军政级别虽高，但在年后才知道中枢在海外竟然还有这么一块飞地的世人眼里，济州与广南郡所辖的雷州、琼州等瘴疣横生的偏远落后地区有什么区别？

    雷州、琼州历来都是贬谪官员之所，而张玉伯以往身居江宁府尹之高位，给逐出中枢，放任地方，哪怕是杭扬等地，都是贬谪，更何况是远在万里之外的海外飞土、瘴疠之地？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林缚这回终于对张玉伯下狠手、放逐海外。

    张玉伯、赵舒翰等人，即使对淮东有着比旁人更深的了解，但也有限；在他们的印象里，济州也顶多是时常有海船驻泊的荒凉小港而以，也许比蛮荒之地热闹一些，但绝想象不出济州的繁华来。

    张玉伯，在任命下达之初，也是认为林缚这次是下定的决心将碍眼的他踢得远远的，甚至给林缚写了一封言辞肯切的书函，希望能使家人留居江宁，他孤身去济州赴任。

    他已做好客死异乡的心理准备。

    林缚看过张玉伯的信函，又气又恼的派人将信丢了回来，告诉他，便算是充军流放，依律其妻子也需同行伺候。

    与张玉伯一起给踢到济州、携妻儿赴任的，还有藩季良、陈臾等人。

    藩季良与陈明辙为故旧，曾为前相陈西言的幕僚；江宁战事之后，与陈恩泽出任江宁府左右司寇。

    陈臾则为陈西言次子，与林缚同科中举，但次年未能录进士，之后科考就停废了。江宁战事之后，陈臾因荫袭中大夫、在户部担任员外郎，这次一并叫林缚直接点名到济州任事。

    藩季良任按察副史，兼领审刑司，陈臾任市税司监事，都是一些掌握不到济州军政大权的闲散官职。

    赵舒翰倒是主动请求到济州赴任的；不是说他向往济州，而是张玉伯、藩季良、陈臾等人给踢到济州之后，他孤身留在江宁，连个饮茶喝酒的友人都寻不见，自觉也受林缚讨厌，还不如自我放逐、同来济州同甘共苦。

    张玉伯、藩季良、陈臾等人，包括赵舒翰在内，在传统上属于帝党一系，立意维护元越帝室之统治，淮东夺权谋立之心日益彰显，他们与淮东的隔阂就日益加深。

    江宁战事期间，永兴帝弃都而逃，他们这一干人等皆有气节，留下来助陈西言孤守江宁；在那之后，他们对永兴帝绝望之余，也与程余谦、余心源、张晏等帝党人物分道扬镳。

    江宁战事后，林缚初得江宁，还谈不上完全掌握大局，所以也要用他们来平衡淮东与帝党旧系人物之间的关系，但他们在江宁实际上存在一个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尴尬地位。

    荆襄大捷，以及左承幕、胡学穆、岳冷秋等一干大佬，或明或暗的倒向淮东，使得淮东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占据绝对的主动，林缚不需要再看帝党一系的脸色。

    赐九锡、开府立官制，揭开公府治政的序幕——林缚也不再需要张玉伯、藩季良、陈臾等人留在中枢去平衡国公府与帝党之间的关系。

    张玉伯、赵舒翰、藩季良、陈臾等人携家小于五月上旬在给放逐、离开江宁之时，心思多少悲壮慷慨，也与江宁的友人饮过诀别酒，从江宁直接登船，飘洋过海，来到济州——当繁荣之景不下江宁的济州城，代替他们所想象的蛮荒、瘴疬之地，呈现在他们眼前时，差点刺瞎了他们的眼睛。

    这时候展开在他们眼前的，不是一组组枯燥的数据，而活生生的、可以触摸得到、与数据相对应的扑面而来的繁华。

    每年，约有一万担生丝、二十万篓茶、两百万石米粮、数百万斤铁、数百万斤盐、近两百万筐煤、上百万斤铜、数十万匹新布、数万匹湖绸、数十船瓷器、数十船蔗糖、上万匹骡马、十数万张皮料以及桐油、兽鬃等大宗货物，经济州港中转或直接在济州城进行贸易。

    济州是核心中转港，将高丽、扶桑、夷州以及中原的崇州、明州、江宁、海州、泉州、晋安等地联系起来。不仅从高丽、扶桑输入中原及中原输往高丽、扶桑的货物，要从济州中转，高丽与扶桑之间的货物贸易，也需要经济州中转、叫济州从中分润。

    所有经海东商路的会社商帮，皆需要在济州入册备案、并设会馆以为联络……

    便是这些，在短短十年间，造就了济州异样的繁华。

    充足的市税来源，为济州城建设提供充足的银款，而完全崭新之地的建设，使济州城能够脱离窠臼、不拘泥于传统，更是使诸多新匠术以及从海外搜罗来的新材料，在济州城的建设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完善的市政规划及整饬的道路建设；因为最初租借用地的紧张，使得济州城里的官民舍，打破传统的平铺院落形制，一律采用二到三层、楼院相挨的紧凑格局；此外都督府、淮东钱庄、黑水洋船社、公学、医馆、商社会馆等官民机构建筑在城中建得额外雄伟壮观——外墙面统一抹上白灰混浆料，使得整座城池在青山之下，仿佛微波粼粼的灰白色之湖。

    整个济州港口岸线长达十数里，甚至比崇州港还要壮观，可以同时驻泊三四百艘大型海商船；入夏之后，也差不多有近三百艘大型海船驻泊济州等候风暴季过去。

    城内主要长街，皆铸铁立柱，顶置琉璃大灯，以为街火；由于港口驻泊着飘洋过海来的商船，来带大量的商旅，使得济州客栈、茶肆、酒庄、勾栏、舞榭之繁华，甚至不下战后之江宁。

    当然，除了海商、流户之外，也是科考久废，受生活所迫而来济州讨生计的浙闽文士，受商贾雇佣来济州从事算筹等事。他们飘洋过海来讨生活，即使旧时读的是儒书，此时也大多不尊儒学，务实成为首要遵从的标准，故而使得杂学在济州的发展，尤其的活跃。

    济州都督府也是第一个废除仆役旧制、全面实施雇佣新制、行商社入籍备案制的地方；其他在中原受到传统所抵制的新政、新制，在济州倒是轻易就推行下来，所受阻力也少。

    当然，为确保济州岛在海东商路之上的核心地位，兵额高达一万五千人的海东行营军主力也常年驻扎于济州城的北面军垒之中。

    也恰恰是控制着这么一处地方，确保淮东能直接从海东商路里每年抽取近四百万银元的军资，使得林、宋、陈、周、孙等围绕在崇公国府外围的势力，每年能从海东商路里抽取近千万银元的厚利……

    登上济州岛的那一刻，张玉伯、赵舒翰等人恍然明白过来，林缚将他们踢来济州，不是要将他们放逐到蛮荒之地来、惩罚他们对淮东不驯服，而是要拿活生生的事实教训他们，要叫他们开眼看世界：在即将成立、欣欣向荣的新帝国面前，元越是那么糜烂、暮气沉沉、孱弱无能、不堪挽救……

    张玉伯、赵舒翰等人，就比宋石宪、罗文虎他们渡海东来早半个月。

    这半个月的时间，只能使他们先在济州城安顿下来，还没有时间去福江、松浦。张玉伯作为按察使，实权很少，但级别与济州都督同等，有专门官邸。

    赵舒翰、藩季良、陈臾等人皆携妻小，住宿都督府给派遣将官住宿的驿舍，实际也是独栋相挨的砖楼，只是等级不如都督及按察使官邸显得那么森严罢了。

    生活倒没有不适，济州虽小，但在卫生、交通等各方面，比江宁城规范得多、整洁得多；与济州城相比，还没有从战事里完全恢复过来的江宁城，倒更像是个穷乡僻壤。

    张玉伯、赵舒翰、藩季良、陈臾他们一路哭哭啼啼、寻死觅活给赶来济州的家小，也很快就适应了济州生活。陈恩泽、周广东暂时不在济州，马一功、周贵堂等济州军政商核心人物，能明白林缚的心思，不但不会刁难张玉伯他们，还是尽量让他们融入济州军政体系里来。

    这半个月的时间流光抹影一般晃过，张玉伯、赵舒翰还没有从最初的冲击中回过神来，宋石宪、罗文虎随陈恩泽来到济州，则带来两个惊人的消息：其一是林缚决意派兵参与高丽国内战，开辟对燕胡的第二战；其二就是宋石宪领队来济州观察日蚀，根本目的就是实测日蚀时差，推翻“天圆地方”之旧说，确立日心新说。

    第二个消息，尤其的惊人。

    虽然后期为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但林缚兴杂学，赵舒翰长年累月在江宁草堂著书讲授杂学匠术，是立了大功劳的；赵舒翰也绝对是能与宋石宪、姜岳、葛司虞比肩的大宗师级人物。

    赵舒翰早年在整理历法资料时，就注意到同次日蚀在不同地方记录有时差的问题，但“天圆地方”的圣人之说太深根蒂固，叫赵舒翰不敢细想下来。

    实际上，早年测星术也是因为与“天圆地方”的圣人之说相违，才给为圣人立言的儒学正统斥为异端邪说而遭禁止。只是测星术在航海上，比罗盘还有着更广泛的用途，故而在海民之间偷偷的传下来——

    淮东能纵横东海之上，还得益于测星术的推广。要没有这个后世给称为等纬航法的技术手段，淮东就没有办法实行崇州与济州岛之间的直航。

    赵舒翰毕竟跟传统的腐儒有着天壤之别，淮东测星术的完善，还有他的功劳在内，对“日蚀时差”现象会推演出“日心说”，差不多在宴席之间与宋石宪简单的交流之间，就彻底点透。

    其实除了日蚀时差之外；近千年以来，在天文历法上有极深造诣的大家，对星相的实际观察，实际上有很多是跟“天圆地方、日月星辰绕地而行”的圣人之言相违背的，恰恰又能拿“日心说”来解释。

    这些观察记录，没能列入儒学主流，而是在文人笔记里陆陆续续的记载下来。

    赵舒翰花十年之功，编写《匠典》，差不多将半辈子读过的杂学书册，都系统的梳理过一遍，几乎是当世读书最多之人，对种种异端邪都认真细致的推敲过。可以说主流儒家所传的圣人之说，早就在他的心里支离破碎了。只是限于传统的势力额外庞大，赵舒翰不敢去追根问底，也没有能力发出冲击力极强的异端声音。

    这次的测日，是林缚大力支持，目的就是推翻儒学旧说。

    有掌握天下军政、背后又有四十万精锐兵马支撑的林缚的支持，儒学旧说的传统势力影响再深、再庞大，至少在明面上，赵舒翰他们讨论颠覆性的新说，也不用担心会受到公开的迫害。

    赵舒翰与宋石宪都是杂学上的大宗师，以往囿于政见，绝少交流，这时能有机会在济州同席而宴，谈起来二人都擅长的天文星历来，自然是趣味想投。

    不知不觉之间，两人是越谈越深，很快就将陈恩泽、马一功、张玉伯一干人等，都置之一旁、不予理会。

    陈恩泽、张玉伯还好，毕竟对天文历法有所涉及，能勉强听得懂宋石宪与赵舒翰所谈内容，马一功及藩闻叔、罗文虎等将领以及列席的其他官员，则听得如坠云雾之中。

    只不过，宋石宪是林缚亲点列为崇学馆大学士的人物。

    崇学馆大学士只是一个名誉头衔，要说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林缚也自领崇学馆大学士，就是要将崇学馆大学士的名誉，抬到叫别人仰望的高度，以此强化杂学在世俗中的地位。

    宋石宪虽说实权远不及都指挥使、都督一级的军政将臣们，但马一功、陈恩泽等人，还真就不能对宋石宪马虎了，即使听得再枯燥，还得耐着性子坐着。

    要是给扣一个不尊重杂学大宗师的帽子，指不定隔天就给调到哪个旮旯去牧马了。

    倒是张玉伯放得开，与赵舒翰、宋石宪笑道：“你们谈得入迷，这酒便冷了……”

    宋石宪在江宁，有一些能与他对话的准宗师级人物，这次带了一大群人来海东观察日蚀，但这些匠师学识都及不上他，也没能找到一个能倾心交谈的人，逮到赵舒翰也是算是难得谈一个痛快。

    听着张玉伯闹意见，宋石宪说道：“你们喝酒，不用理会我们，”想着旁人也听不懂他与赵舒翰所谈的天文历法，拉赵舒翰起来，说道，“走，我们另找地方谈去，莫影响他们吃酒……”便将一干人等丢下不理。

    马一功等人对宋石宪的不通人情也是苦笑，偏偏林缚将他视作宝。当然，宋石宪的不通人情在淮东内部也是出了名的，众人自然不予理会，将宴席很快进行下去。

    张玉伯、藩季良、陈臾三人宴后都寻不见赵舒翰，便先回住处去。

    在马车上，藩季良压不住心间的疑惑，问张玉伯：“崇国公这次声势浩大的观测日蚀，意在推翻‘天圆地方、日月星辰绕地而行’之说，以立新学，但随之也将从根本之上动摇‘承天命’之说——崇国公意欲何为啊？”

    藩季良在席间没有吭声，旁人只当他听不明白宋石宪与赵舒翰的谈话，但藩季良能给前相陈西言依重、礼聘为幕僚，又岂是平庸之辈？

    林缚当下所做的许多事情，就是为废元自立做准备，但既然林缚要登基为帝、开创新帝国，怎么会去动摇天命之说的根本？

    为圣人立言的儒学能彻底成为主流，实际就是融合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以“承天命”为核心，为帝权天命所授创造出一整套的理论基础。便是朝国更替、确立国号，也是要依从“五行之德、彼此相克”的理论，这自然也是“帝王之术”的根本。

    藩季良、张玉伯这等人物，自然不会相信“承天命”的说法，而一些野心勃勃之辈，更是怀着“帝王将相、焉有种乎”的叛逆思想，但要帝权巩固，必然需要一套叫普罗大众信服的理论。

    儒家后奉四书五经为根本经典，但实际将四书五经里与天命之说相违的一些内容，彻底删改。而杂学匠术不得兴起，其根本也就在此。杂学匠术兴起之后，必然会对传统的“帝权天授、承天命”之说造成颠覆性的冲击，先人早就把这一点看得清清楚楚。

    林缚因为实际的需要，立匠术兴杂学，可以理解，但他此时已经功成名就，就将要另立新朝、继承大统，他不去加强“承天命”这个理论基础，反而要去推翻这个理论基础，实在叫藩季良、张玉伯这等人物费心理量……

    当然，林缚即使不需要“承天命”附会之说来巩固他的权柄，也已经将天下军政大权掌握手里，但他以后要传位于子、子传于孙，没有这一套理论，怎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