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行携获胜之师，以及俘虏的张济士卒返回安邑之后，没有急于论功行赏，他知道自己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完成，自己的地盘虽然一时间扩大了一倍不止，可是实际的实力，却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相应得到增强的。

    比如说赋税、比如说军力，吃的依旧是河东屯田的老本，甚至乎河南生产、民生凋零，河内刚刚经历战事，这两郡都需要河东郡反过来赈济和派出兵马驻守。

    为了收取河内的民心，阎行已经下令免除了今岁河内全境的赋税，而河南地，更是需要输送粮秣刍藁，供应当地的河东驻军，还有赈济境内的诸多流民。

    这样算起来，阎行的实际实力短时间内，不但不是膨胀扩张，反而是因为地盘翻倍，在粮秣、兵马上变得有些拮据起来。

    当然，按照严师等文臣对河南、河内两地的土地、人口测算，河内郡受兵灾程度还不算严重，到了明年应当就可以正常征收赋税，同时依照傅籍征召民役，训练士卒了。

    而河南地的恢复则要慢上许多，不管是从招抚流民、恢复生产上来讲，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的，就算是大规模借鉴河东郡的经验，实行屯田，初有成效至少也需要再有两三年的光景。

    具备优势的是，河南地作为本朝的京畿地区，不管是阳渠水利，还是近郊田地，都是肥沃便利的所在，加上“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河南地借助着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也是发展河东池盐商业的好位置。

    待到两三年后，阎行彻底消化、巩固了三河之地，那他的实力就将跃上一个新台阶，成为了一个能够与河北袁绍、关中李傕、郭汜这些势力全面抗衡的庞然大物。

    而这些的前提，都建立在天时人和上，阎行相信自己麾下文武的军政才能，但也有一些事情，是不受人力所控制的。

    比如说旱灾，如果说接下来的旱灾持续不断，那么不仅河内、河南两郡的生产、民生恢复会陷入迟滞，连同欣欣向荣的河东郡也有可能陷入到了饥荒的灾难之中。

    幸运的是，今年八月份，终于开始天降甘露了。

    虽然之前的农业损失已经无可挽回，各地的民生也不可能因为一场雨水就能够改善多少，但至少这是一个好兆头，特别是对于刚刚扩张了地盘领土的阎行而言。

    携带着今岁喜降甘露的喜悦，阎行赶到了河内境内的野王。

    张杨虽然消灭了，但不代表河内就平定下来了。

    接下来，河内的士民以怎样一种姿态，来对待这些进入境内的河东兵马，关乎到了阎行对河内的统治根基。

    为此，阎行需要亲自面见一个人，他就是常林。

    常林年少尊亲面斥父友、在王匡手下解决自己的叔父、在上党协助陈、冯两家抵御张杨的袭扰，可以说，他年长之后的威名，全是抗拒在任的河内太守的强权得来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常林的名气，在河内的很大，不畏强权的事迹在河内的士民妇孺中广为人知。

    阎行入主河内，不想重蹈前面两任太守王匡、张杨的覆辙，他们以强权刑罚、兵马刀兵来压制河内的士民，巩固自己的地位，虽然能够得一时安稳，但是长久的隐患众多。

    河内衣冠逃离、黔首侧目，这就是张杨虽然坐据了河内这个大郡，却在短短时间内，就被来自河东的大军彻底消灭的重要内因之一。

    他能依赖的只有那一支他带来的并州兵马，一朝战败失利，被河东大军打残，张杨就失去了所有翻身的机会。

    阎行鉴于如此，已经决定了，要上表长安朝廷，以常林为河内太守，推行以“河内人治河内”的制度。

    这虽然和桓帝时的“三互法”，即地方官员籍贯回避制度相互违背，但是阎行坚持“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观念，依旧下定决心，在战后连续三次修书前往上党，邀请常林前来野王一晤。

    身在上党的常林，思虑再三之后，就启程下太行陉，进入河内，前来野王与阎行相见。

    究其原因，除了阎行信中所言的上表长安朝廷，请授自己“河内太守”一职之外，常林还有另外的一番想法。

    他想要亲自来见一见这位近来在三河之地声名鹊起的平北将军。

    与阎行在平定河东之后，才听闻常林在上党抗拒张杨剽掠兵马、拒绝并州刺史高干的事迹不同，身为河内名士的常林却是很早就听闻了阎行的名声。

    只不过阎行的名声、事迹毁誉参半，让人捉摸不透，心生疑虑。

    早在王邑当政河东之时，阎行就有“鬼校尉”的名声，有人说他平贼安民、国之干城，有人说他折辱、擅杀官吏、衣冠，骄横跋扈。

    到了董卓伏诛之后，有人说他是董逆党羽，命在旦夕，结果长安遭难，他摇身一变，摆脱了董逆余党的身份，变成了河东太守、平北将军，还驱逐了王邑、平定了境内大姓豪族的卫固、范先的叛乱。

    再到了当下，依然有人说他屯田安民，是保境安民的“贤太守”，也有人说他“聚谷厉兵”，野心勃勃，恐非并非是国家的良纯之臣。

    这众多的流言传说，造就了阎行本身一个复杂难明的形象：他野心勃勃、好战跋扈，他体恤民生、折节下士，他兵逼长安、乱臣贼子，他保境安民、贤良太守。

    就如同他现下所做的事情一样，阎行若不是野心勃勃之人，就不会冒着安邑被袭击的威胁，征发大军攻占河内郡，可他若是单纯的贪恋权势之人，首先应该做的就是以刀兵、刑罚的强权，来确立、巩固自己在河内的统治。

    而不是像眼下这样，言辞诚恳地邀请自己返回河内，并打算上表长安朝廷，以自己为河内太守，希望倚重自己来着手恢复、治理好河内这个大郡。

    也正因为如此，常林想了多次，觉得自己必须亲自拜谒阎行，见一见这一位众说纷呈的平北将军、河东太守。

    见面结果，不管外界众说如何，野王官寺大堂，两人的初次相见，各自都给对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在阎行眼里，这位河内名士，面容清朗，长须飘飘，衣冠佩剑，颇显几分睿智干练之色。

    而在常林看来，这位平北将军有着边塞汉子的雄壮身躯，谈吐尽显豪迈之色，却也知礼平易，待人亲和，不似作伪，不愧是有“贤太守”之名。

    两人交谈甚欢，阎行见到常林并不抗拒河东之心，也欣然有入仕牧守河内之意，也就不再刻意寒暄，而是坦诚向常林询问治理河内的良法。

    常林听到阎行问到治理河内良法，成竹在胸，浅然一笑，捋了捋自己的胡须，开始向阎行说道：

    “为政之要，在得民心，眼下以河内的实情来看，将军若想要获取河内士民之心，不如先从取士用才开始！”

    阎行也露出了笑容，接着问道：

    “哦，取士用才，固我所愿也，愿闻其详。”

    “所谓用非其才、处非其所，必难致治。这些年来，河内的两任太守，或以刑罚立威，或以刀兵迫众，只知兵戎军争之事，一味漠视民生，盘剥士民，使得衣冠远避、黔首侧目，士民苦之久矣！”

    “将军若想革除弊政，恢弘贤德，就应该辟除贤良之士，免除重敛军赋，听闻将军已经免除了河内全郡一年的赋税，这实在是难得的善政，所以林以为，将军当务之急，在于辟除郡中俊杰良才入府，为将军治境安民！”

    阎行收起笑容，叹了口气，慢慢说道：

    “河内地灵而人杰，多有才俊之士，奈何王匡急暴、张杨苛切，致使贤良之士纷纷外逃，我虽欲复招其返郡，辟除入府，奈何各地战乱，音讯难寻，为之奈何？”

    常林见到阎行叹息，笑了笑，也接着说道：

    “将军若有爱才取士之心，何愁河内才俊不纷纷来投，若将军不以林卑鄙，林愿修书为将军招揽逃散他乡的俊杰之士！”

    阎行眼睛一亮，嘴边又露出笑容，问道：

    “先生，真有方法为我招来逃散的河内才俊？”

    常林点点头，认真说的：

    “远的在下不敢说，但往河南避难的杨俊杨季才，前往荆州的司马子华，赶赴黎阳的司马伯达，还有郡中不愿出仕张杨的荀公高，与林还偶有书信往来，林愿说明河内当下的近况还有将军的爱才之心，为将军招揽来贤才！”

    “如此大善！”

    阎行哈哈一笑，他礼贤下士，邀请常林，又不辞辛劳，赶来野王会见常林，其中想要借用的一点，就是常林在河内的偌大声名。

    另外，就是常林在士林中的人脉。这些逃亡各地的名士还偶有书信来往，彼此联络之下，能够对郡中的其他才俊之士多有了解，由此按图索骥，将河内的贤才笼络到自己的麾下，也就事半功倍了。

    只是笑过之后，阎行又渐渐收起笑容，认真地对常林说道：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山中险恶，王孙岂可久留。只是先生刚刚也说过了，用非其才、处非其所，必难致治。艳也听闻名士韦著、向栩的前事，值此兵戈四起、国难之时，彻夜辗转，恐辜负朝廷安境牧民所托，生怕用人不当，不仅落得了“有爱才之心，却无识人之明”的笑柄，也会害了刚刚安定下来的河内百姓！”

    当此大争之世，群雄逐鹿、四方纷扰，阎行推崇的是曹操的那一套富国强兵、唯才是举的定霸制度，而不是向刘表那种招揽四方贤才，却惜乎不能用其所长的徒有爱才名声。

    他相信常林能够招揽来一批名士才俊，可也担心其中有两类人，一类是名不副实、徒有其表的高堂阔论之士，一类是结党营私、包庇境内大姓豪强的私利之士。

    这两种人，都是阎行用人取士的大忌，阎行虽然愿意听从常林的建议，也在士林中得个“礼贤下士”的爱才名声，可是却不想有这两类人来腐蚀河内这块自己大军辛辛苦苦打下的，在自己的计划中有重大作用的领地。

    正因为如此，阎行也毫不讳言，用韦著、向栩这两个人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顾虑和底线。

    韦著，是扶风人。韦氏为三辅冠族，韦著也以年少高才、避世不仕而获取了隐士、高才的偌大名声，大将军梁冀、孝桓帝接连征辟，他都拒不应辟，使得自己更是声名鹊起、名动海内。

    可是到了灵帝之时，宦官势大，诏书逼迫，韦著却抵挡不住压力，反而在其他隐士拒不同流合污的情况下，出仕为官，尔后又被爆出了妻子骄恣乱政的丑闻，使得他的名声大损，于是返回家乡，又被奸人所杀害，隐士们都以他为耻。

    如果韦著还属于那种守不住底线、又管束不了妻子的假隐士，那同常林一样身为河内人的向栩，则可称之为名不副实、高堂阔论的庸才了。

    向栩自诩狂生，不好语言而喜长啸，言谈举止异于常人，也是在灵帝之时，因为多次拒绝郡府、公府辟除，营造出了偌大的高才贤士的名气，直到了朝廷天子特征之后，这才勉强受诏，出仕为官。

    这个向栩在议论朝廷大事的时候，侃然正色，高堂阔论，百官惮之。可是到了黄巾之乱，张角兵起的时候，需要真正知兵事、能实干的将帅前往河北平定乱事的时候，向栩却认为不需要发兵，只需要派遣将吏在大河上向北诵读《孝经》，那些叛乱的黄巾贼就能够得到感化，自己灭亡。

    这种咄咄怪论，自然引起了朝廷上下的一致不满，向栩随后也被张让诬为与张角相互勾结，送到了宦官掌控的黄门北寺狱，在狱中处死了。

    常林听了阎行的话，脸色微变，当即起身，正色说道：

    “韦著临危忘志，苟利妇人，为士人所不齿，向栩狂生窃名，言谈误国，林也耻与同郡，今日为将军推荐的，都是贞节贤良之士，将军若是相疑，那请罢今日欢宴，林自请辞去，返归上党山中躬耕，不复谈言河内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