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私第，用过晚膳的徐文远，就着烛光看报纸，报纸属于（晚报），一般都是在下午出版，然后赶在宵禁开始前销售，或者送到订阅报纸的顾客手中。

    有了晚报，读者们正好可以打发漫漫长夜。

    因为烛光比不上日光那么亮，加上报纸字体较小，所以有些老眼昏花的徐文远在晚上看报纸时，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报纸上的字。

    他看报纸，不仅仅是打发时间、了解各地的奇闻异事，还要看看有没有谁发表文章，反驳他之前发表的《民律出，忠孝亡》这篇文章。

    前几日，有一篇《忠孝新解》的文章发表在早报上，徐文远看过之后，很快撰文投稿到报社发表，进行反驳。

    算算时间，他觉得“对方”也该有动静了。

    果不其然，徐文远在报纸的第三版看到了一篇文章，这文章就是他等候多时的“反击”。

    文章名为《家国同构之新解》，很显然，这篇文章就是要针对徐文远先前的观点“家国同构，忠孝一体”进行反驳。

    这篇文章要真是把徐文远的观点驳倒了，那就意味着《民律出，忠孝亡》这篇文章失去了威力。

    所以徐文远很期盼，想看看这篇文章有什么歪理邪说，能够挑战绝对正确的“家国同构”。

    文章作者，在开篇首先提到了《诗经小雅》中的一首诗《北山》，当然，限于篇幅并未将《北山》的全文列出来。

    徐文远也觉得没必要列，因为只要是认真学过《诗经》的读书人，就该对《诗经》中的作品熟悉。

    《北山》这首诗，是作者对于王事繁杂但劳役不均表示不满，其中有一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段话可以说广为人知。

    现在，文章作者就对这段话进行分析，说就字面意思而言，这段话是指：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臣。

    但是，再加上“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结合全文来看，是另外一个意思。

    认真学过《诗经》的人，都应该明白。

    现存于世的《诗经》，其版本源自前汉，前汉时，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合作，辑、注古文《诗》（诗经），为当时传世《诗经》的四个版本之一。

    这一版本的《诗经》，别称《毛诗》，后来渐渐取代另外三家的《诗经》，成为公认的《诗经》正本。

    又有学者为《诗经》做序（题解），分为大序、小序，大序别称《毛诗序》，如今的学子学《诗经》（《毛诗》），基本上都要接触《毛诗序》。

    《毛诗序》注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

    对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毛诗序》注曰：

    “此言王之土地广矣，王之臣又众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王不均，大夫之使而专以我有贤才之故，独使我从事于役，自苦之辞。”

    所以，《毛诗序》对于《北山》的解释是：此诗为作者针砭周幽王治国弊端的作品，是作者告诫执政者，要注意做事公正。

    治国不能没有劳役，但是国土广博，官员众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君不能偏劳少部分人。

    不能让少数人为了王事累得四处奔波，却有一些人不用办王事而在家享受清闲。

    徐文远看到这里，大概能猜出作者想说什么，他将放大镜放在书案上，慢慢喝了一杯茶提神，随后捏了捏鼻梁，再拿起放大镜，继续看报纸。

    文章作者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原义进行重申之后，点出时局：

    皇朝国土广博，幅员之大前所未有；皇朝臣民众多，口数逾五千万，已近两汉人口之巅峰。

    应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言。

    又有满载大量货物、人员也能日行千里的火轮船、火车，有能够将消息瞬间传递到万里之外的电报，还有力大无穷的蒸汽机械。

    以及所向披靡、四海之内无一合之敌的军队。

    然后作者发问：这些机械，是千年前周幽王时所没有的，王事（天子差遣的公事）多了许多，朝廷该如何公平分配？

    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以前，王事由四民各自分工即可。

    但是现在，电报谁来收发？

    火车、火轮船、各种蒸汽机械，由谁来操作、制造、维护、管理？

    修建铁路、疏通航道，需要用到大量的工程机械，需要用到猛炸药、烈炸药，这些设备和炸药，又由谁来生产？

    是“工”么？

    不是，因为这些新事物，光靠传统的工匠已经不可能操作、生产、制作，其涉及的知识之多，多到需要开设专门的学校进行教育，毕业的学员才能胜任。

    那么，这些人是学以居位的“士”，还是作巧成器的“工”？

    作者又举例：一台电报机，零配件有数十甚至上百个；一台蒸汽机，其零配件有数百个；一艘火轮船、一辆火车，其零配件有成千上万个。

    各种新式机械，其所需的零配件要求之高、数量之多，根本就不是少数工匠靠着手工制作就能制作出来的。

    生产这些零配件，要靠高精度的机床，只有机床才能大批量生产符合精度要求的各类产品。

    文章作者引用有司公布的数字，对一个火车工场维持正常生产能力所需要的人数进行归纳，其中包括配套的各种工场、作坊及运输行业需要的雇员。

    大概的数字，是五十万人，因为整个火车制造行业涉及到众多机械加工、冶金、润滑油、化工行业，所以涉及人员很多，还不包括煤、铁矿业的从业人员。

    这只是火车制造，铁路的修建，需要专门的施工队伍，需要机加工厂生产铁轨、道钉，需要架设电报线路，需要伐木场提供大量的木材。

    需要采石场提供大量碎石，需要化工企业提供大量防腐剂来处理铺设铁轨所需枕木。

    由此，又牵扯到大量原材料供应行业。

    若以铁路运输整体而言，还涉及沿线站点管理、护路养路，总体而言，涉及的雇工，超过一百万人。

    这是陆地运输，加上火轮船的水路运输，又要更多人。

    因为车、船都是用蒸汽锅炉做动力，都要烧煤，都需要机加工工场，所以铁路运输和火轮船运输业的从业人员多有重合，按照有司的初步统计结果，新兴的蒸汽动力交通运输业（水、陆），累计需要二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参与。

    这些人，从事的行业不同，既有分工生产，也有合作生产，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

    徐文远放下放大镜，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些许汗珠。

    文章作者的辩论思路和他之前想的不一样，对方不是引经据典，而是用数字来“恐吓”读者（他）。

    “两百万人”这个数字，真的很“惊悚”。

    两百万人，若大家都为了做孝子回家奉养双亲，朝廷去哪里找人来填补这个巨大的人数空缺？

    作者的反问，徐文远一时间答不上来，他知道正如“家国同构”的观点不容挑战一样，朝廷是不可能废除火车、火轮船、蒸汽机械的。

    而文章作者直接用了一个名词“工业化大生产”，来阐述如今的王事起了巨大变化。

    朝廷（天子）为了实现相对公平的分工，势必要进行一系列的“变法”，才能有效维持“工业化大生产”，标准倒也简单，那就是量才而用，能者多劳，多劳多得，奖惩分明。

    天子之民，若是家中独子，就该回家孝顺双亲。

    若有兄弟，那么兄弟之间相互分工，一人孝顺双亲，其他人外出务工，为王事四处奔走，用劳动所得的一部分供父母开销。

    这样的分工、合作，难道不是两全其美之策？

    一千多年前的姬周时期，王事和农桑密切相关，但现在，王事之中除了农桑，还有工商。

    农桑需要合作，所以需要家庭成员聚居，一起开荒、种地，一起开挖沟渠、水井以灌溉农田。

    但工商不同，虽然也需要合作，但更强调分工，不需要大家聚在一起，譬如有了蒸汽抽水机，就不需要那么多人浇地，这些人，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文章作者认为：家国一体，王事等于国事，但国事的构成变了，工商所占的比例大幅增加，百姓们要为工商而忙碌。

    家国同构，国的结构没变，依旧是君君臣臣，家的结构也没变，依旧是父父子子，但是，既然国事的构成变了，强调分工及合作，那么家事的构成随之而变，强调分工及合作，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这种时候，还强调家庭要“同居共财”（合作），拒绝“别籍异财”（分工），那就是不利王事，形如刻舟求剑。

    看到这里，徐文远放下放大镜，呆坐半响，再拿起报纸继续看下去。

    他认为没人可以挑战“家国同构”的观点，而现在，挑战者确实没有挑战这一观点，反倒是运用这个观点，对细节给予“新解”。

    然后反推过来，论述国事变化，家事也得跟着变化。

    作者在文中对农桑和工商的生活状态做了区分，进而阐述“同居共财”和“别籍异财”的特点。

    同居共财就是大家族聚居，子孙们一起生活、务农，一起照顾祖父母、父母，族人之间相互协助，一起对抗天灾，这就是农桑时代的日常生活特点，总体而言强调合作。

    但是，如今工商大兴，粮价、布价持续走低，靠种地的收入，已经无法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开支，所以需要别籍异财，家族成员相互分工，适当合作，才能更好的生活下去。

    长子（或嫡长子）、长孙（或嫡长孙），留在家乡，守着土地、祠堂，守着祖父母、父母生活，尽孝。

    其他成员，可以在家务农，也可以外出务工，乘着工商业大兴的东风，在别处安家落户，靠着务工所得，一样能过上不错的日子。

    再把一部分工钱汇回家乡，让父母过上好日子，吃得饱，穿得暖，这也是孝顺。

    有了子女，可以送回家乡让父母帮忙照顾，既让父母含饴弄孙，又解了自己后顾之忧，情亲不断。

    如今邮政发达，又有电报，亲人之间的联系方便许多，即便分居各地，也能相互照应。

    朝廷挖运河、修铁路、开山辟石修官道，又清剿贼寇，保境安民，水陆交通越来越便利，越来越安全（相对），外出务工、定居的家庭成员，逢年过节依旧可以很方便的回到家乡。

    家人团聚共叙亲情，族人们一起祭拜祖先，洒扫祖坟，祠堂香火不断。

    家庭成员们即分工，又有合作，虽然别籍异财，但亲情依旧，怎么能说家庭就此瓦解了？

    文章作者认为即便时局大变，但家庭依旧在，孝悌未曾变，兄弟、族人间若关系好，分居各地一样会相互帮忙，若关系不好，即便住在一起，除了终日横眉冷对，又能好到哪里去？

    家事如此，国事亦如此，文武百官为天子牧守四方，若是忠心耿耿，即便身处边疆也会忠于王事，若为鹰视狼顾之徒，身处京师、天子脚下，也会兴风作浪。

    作者举例，三十多年前，大象二年，贵为国戚的杨逆身处京师却谋朝篡位，同为国戚、出镇在外的蜀王（蜀国公）却能力挽狂澜。

    这个例子不正好说明，聚居还是分居，并不是区分忠孝与否的唯一标准？

    家国同构，国尚且因为住在一起的亲人不孝（不忠）导致差点倾覆，家，难道就能避免么？

    徐文远看完整篇文章，外面已是夜色深沉，他看看烧得只剩小半截的蜡烛，又看看手中的报纸，良久，长叹一声：“果然是新解...”

    对方的反击，依旧重申家国同构，也没有对忠孝一体进行辩论，只是让读者们认清楚一个事实：蒸汽机、火轮船、火车、电报出现，一切都不一样了。

    朝廷不可能放弃以蒸汽为动力的交通运输，以及放弃各类新式机械，所以，需要大量的人离开土地、离开家乡，涌入大都会、城池、商埠，从事各类工商业活动。

    这样的事实和发展趋势，决定了一味强调同居共财已经不合时宜。

    想要维护同居共财、反对别籍异财的人们，要么解决至少两百多万人的就业问题，维持日行千里的交通运输能力，维持瞬息万里的消息传递能力，要么..

    接受现实。

    因为交通便利，邮政、电报发达，大家庭由同居变成别籍，不代表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就此消亡，孝悌依旧在，家庭成员之间，之前关系好的依旧关系好，之前关系疏远的依旧关系疏远。

    所以，“民律出，忠孝亡”的说法，是自己吓自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