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关卓凡说道，“且孙可望再造的，不仅仅是一支兵，而是一个国！——或者说，因为他再造了一个国，才能有这样的一支兵！”

    “张献忠死时，大西军其实已经陷入了绝境——后有本朝的追兵，前有南明扼守长江天险，前不得，后不得，眼见就要全军覆没了！”

    “但张献忠一死，孙可望即联络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杀掉了‘皇后’和宰相汪兆龄——张献忠死后，此二人依旧高据诸将之上，不但颐指气使，更主张一切皆照‘先帝’生前意旨行事，即：继续‘杀，杀，杀’！”

    “障碍一去，孙可望等立即改弦更张，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区区九字，如有神效，大西军面貌一变，气势再起，一举攻克重庆天堑，打开了南下的通路。”

    “由川入黔之后，孙、李等果然秋毫无犯，所过民皆安堵，南明守军，固然无力与抗，本朝追入贵州之后，亦因地方荒芜，粮食接济不上，不能不班师回川，由此，大西余部便彻底摆脱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困境，从容展布了。”

    “孙、李、刘、艾并没有偏安于贵州——第一，贵州太贫瘠了，没有多少施展回旋的余地；第二，彼时，本朝已经控制了四川，贵州距四川，也太近了些——孙可望将目光投向了云南。”

    “刚好，彼时的云南，发生了沙定洲之乱——蒙自土司沙东洲叛乱，黔国公沐天波出逃，云南全境一片混乱，时机真正再好不过，于是，孙、李等挥军入滇，并冒称自己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兵马，此次入滇，是为沐国公复仇来着。”

    “这一招大有奇效，滇、黔两地人民，皆深信不疑，大西军所至，悉开城门降，全无梗阻，直到孙、李兵临昆明城下，当地官民才发现，‘焦家兵马’的真实身份，居然是——‘流贼’！”

    “不过，已经晚了。”

    “孙可望由此被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推为主帅。”

    “经过一年的东征西讨，云南全境彻底平定，孙可望开始着手‘建国’了。”

    “这个‘国’，不是‘大西’，而是‘大明’。”

    “为聚拢人心，减少内耗，孙可望同沐天波以及云南当地官绅达成妥协，弃大西年号，用大明年号，共誓‘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不过，因为云南僻处西南一隅，中国大部分地方则一片混乱，弄不清楚彼时的‘正朔’是哪个朝廷，因此，暂用干支纪年。”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不然的话，云南的各派势力，不可能一心一意的聚拢在孙可望的麾下，这个……嗯，‘促大局，谋发展’。”

    “咱们来看看，孙可望在云南，都做了些什么？”

    “第一，整顿吏治。”

    “孙可望‘重廉吏，除贪酷’，治吏的最重要的一招，就是‘不时差人易服色，暗访查，有廉者立加将擢，贪者立拿斩首，传示各府州县’，如此雷厉风行，荡涤污秽，以致很快便‘全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

    “第二，开言路。”

    “立登闻鼓，凡政有不便于民，许地方头人赴诉，立即除之；有可以便民者，立即行之。”

    “又传令地方，不论士绅军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亦许进言，立引见，不许拦阻，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

    “第三，行‘履亩科租’法。”

    “将部分州县和卫所的田地，‘分为营庄’，派大西军偏裨管理，踏勘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然后在官府所征的那一半中，拿出五分之一，拨给田主——即田主所得，为收成总额的十分之一。”

    “算一算，这个收成的分配，大约是官四、民六。”

    狮子插一句，“分为营庄”——其实就是变相的“土地国有化”啊！

    产权，名义上还是“田主”的，可是，处置权、收益权，已经被政府拿走了。

    “这个收成，官府征走一半，看似重赋，不过，这是一次过的，除此之外，耕者既不必向田主交租，也再没有其他的苛捐杂税，较之以前，所得不是少了，而是大大的增多了——以前，田主、官府各种盘剥之后，耕者之所得，可能只剩下二、三成了！”

    “因此，耕者皆大为踊跃，当年的收成，就倍于往昔；次年，又是大熟；第三年，还是‘大有年’——可谓五更丰登了！”

    “官府、小农两利，倒霉的，自然就是‘田主’了。”

    “不过，倒霉也有限——虽然只能拿收成的十分之一，但因为‘蛋糕做大了’，这个‘十分之一’，虽还是比不得之前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可也差不了太多，至少，生活有着，饿不着肚子！”

    “因此，对于‘履亩科租’，田主们只是腹诽，尚不至于铤而走险。”

    “第四，铸铜钱。”

    “‘铸铜钱’三字，说起来、听上去，平平无奇，然而，对于云南，却是改天换地的一件大事！”

    “说来吊诡，云南产铜，中国铸钱用铜之半，出自云南，然而，云南自个儿，直到前明万历之时，仍以贝币交易！之后，虽经官府倡导，逐渐使用银、铜，但民间交易，贝币依旧畅行其道。”

    “孙可望令有司铸‘兴朝通宝’，并以霹雳手段，大力推行，三令五申，严敕人民弃贝币、用铜钱，违其令者，劓之乃至刖之！直至罪死！”

    “不过短短一年，铜钱流通全滇而贝币绝迹！”

    “竹兄，这真正是一个奇迹！——匪如此，哪里来的百业兴旺？云南又如何可以同中国其他省份，彼此交通，互惠有无？”

    “第五，整顿盐课。”

    “云南产铜之外，还产井盐，这亦是一大利薮，只是以前重视不够，管理不善，由得各盐井自生自灭，官府从中所得无几。”

    “孙可望将一切盐井收归官有，设‘总理云兴通省盐政税务总镇’——管盐课的官员的头衔，竟然是总兵！这是以军法部勒井盐之生产经营，可算是‘军管’了！”

    “抽课的比例，仿佛‘履亩科租’，官四、灶六。”

    “当年的盐课收入，就达十数万两白银——明季银价本来就贵，云南产铜，更是铜贱银贵，十数万两白银，那真正是一笔钜数了！”

    “第六，整肃军纪。”

    “可望立法，‘如兵余小子有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斩；如该主不首，连坐；该管官失察，责八十棍。’”

    “这绝不是说说而已！曾有刘文秀部小校于嬉闹之时，失手误伤民户二岁小儿致死，该管总兵判责该小校军棍四十，断烧埋银若干于民户。民户虽然悲痛，并无二话。可是，刘文秀知晓之后，大骂该总兵，传令将那个倒霉的小校，立即绑出辕门枭首，并将人头传送该民户。”

    “如是，凡发兵征剿，所过道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时人有语，‘立法若是之严，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

    “第七，秣马厉兵，整军备战。”

    “平定全滇之后，兵源大幅增加，乃征发数万民夫，修建大校场，日夕操练士卒，日日小操，每逢三、六、九大操。”

    “军需给养方面，做的尤其出色。”

    “孙可望亲手拟定：凡兵丁日支米一大升，家口月支米一大斗，生下儿女未及一岁者，月给半分，至三岁者如家口。”

    “给马分三等：头号者，日支料三升；二号者，日支料二升；三号者，日支料一升。不时查验，瘦者责治有差。”

    “安杂造局四所，不论各行匠役，尽拘入局中打造，凡兵之弓箭、盔甲、交枪之类，有损坏者，送至局内，挂下营头、队伍、姓名，三日即易以新什物。”

    “每兵有家口者，每冬人给一袍子；无家口者，一袍之外，人给鞋袜各一双，大帽各一顶。”

    “如此养兵，真正叫‘士饱马腾’了！”

    “第七，一入滇，孙可望便亲祭孔子，然后，开科取士；同时，并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焉’。”

    “没过多久，文教渐兴。”

    “此举，一方面为自己培养了人才，另一方面，那班田租收入减少的‘田主’们，也觉得终有出头的一日，对于‘履亩科租’，也就不为己甚，更加不会铤而走险了。”

    “第八，笼络土司。”

    “当地土司，只要效忠输诚，就可安于其位；土官虽然难御，奈何可望御之得法？可望治滇，非但再无沙定洲一类的叛乱，诸洞蛮还踊跃奋发，为官府输送了大量兵源。”

    “桂林之役、衡州之役，都有大量土兵参战，且作战骁勇，悍不畏死，其所驱战象，对于来自北方的八旗兵，不论人、马，都尤具威慑，李定国两蹶名王，也有这班土兵的一份功劳！”

    “这‘八管齐下’，不到两年，全滇便面目一新，乙丑——即顺治六年——元宵之时，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女入城观玩者如赴市集然！——明季以来，多年不见的太平盛世景象，居然在西南一隅之地出现了！”

    *

    *

    关卓凡指画口述，侃侃而谈，口吻虽然还是一个“议论”的口吻，但和之前的史可法、阎应元不同，关于孙可望的这一大段，赵景贤几乎没有插什么嘴，关卓凡似乎也没有请他插嘴的意思——事实上，赵景贤就算想插嘴，也会有无从置喙之感。

    顺治初年清、明对峙、彼此攻伐的那一段历史，迄于今日，整体上来说，仍旧是模糊的、混乱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忌讳，大西余部进入云南之后，做了些什么，对之后的大局，发生了什么影响，实话实说，赵景贤并没有一个很明晰的概念，非但如此，辅政王提及的不少史实，他根本就不晓得——

    譬如，“履亩科租”官民如何分成？管理盐课的官员是何头衔？孙可望如何练兵？如何养兵？何时小操？何时大操？兵丁日支米多少？家口月支米多少？儿女支米多少？马分几等？各支料多少？“杂造局”以旧易新的期限又是几日？

    等等，等等。

    赵景贤自问还算“渊博”，我既不晓得，晓得的人，也就不会太多了吧？

    辅政王呢？如数家珍！

    因此，可想而知——

    对于大西余部入滇至出滇的这一段史实，辅政王自个儿，不晓得下了多大的功夫！

    而且，辅政王之着力，不止于史实，更是以史实为根基，条分缕析，高屋建瓴，终于言前人之未能言、言时人之不能言。

    千言万语汇成一个字——“佩服”！

    哦，不对，是两个字。

    不过，赵景贤晓得，辅政王是一个从不做无益、无补之举的人，眼下这种时候，也未必有多少闲心同自己讨论学问，那么，他说这么一大篇儿，目的何在呢？

    当然不是为了给孙可望“平反”——孙可望投降本朝，大节有亏，再有经天纬地之才，这个“反”，也是不好“平”的。

    更何况，现在外敌当前，辅政王本人也好，朝廷也好，绝不可能去公开表彰一个屈身事敌的“贰臣”。

    辅政王自己也说了，“出于我口，入于你耳”——莫说表彰了，就是辅政王的“明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孙可望”之说，也不能够叫第三人知晓。

    但辅政王却说给了自己听。

    一念及此，赵景贤心中，既大为感动，又不由凛凛然的。

    他沉吟半响，终于说话了：

    “俗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以前，总觉得，这不过就是一句‘俗话’、‘客气话’——”

    顿了顿，“今天聆受了王爷的训谕，始知日月经天、光华万丈！内审诸己，不过米粒之华、萤火之光罢了！”

    “竹兄，你这话……可有些过了！”

    “不！”赵景贤斩钉截铁的说道，“王爷，这是我的真心话！——王爷之高屋建瓴、洞彻古今，当世虽大，却不能再有第二个人了！”

    “竹兄，”关卓凡一笑，“我的脸真要红了——”

    “王爷，请让我说下去。”

    “好，好，你说，你说，我不打断你了。”

    “轩军有一首军歌，”赵景贤眼中，灼灼生辉，“叫做《团结就是力量》，我想，王爷的微言大义，摆在第一位的，就是‘团结’二字！”

    关卓凡目光微微一跳。

    “南明衮衮诸公，”赵景贤说道，“其愚者，固然不知‘团结’为何物，‘以邻为壑，视友如仇’，以致财力、人力，虽远迈本朝，却一盘散沙，各自为战——这也罢了，还彼此攻伐！终于为本朝逐个击破！”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也好，‘邻’也好，‘友’也好，‘仇’也好，一并灰飞烟灭了！”

    “愚者如是，其贤如孙可望者，在‘团结’二字上，亦不能善始善终——孙可望、李定国若不反目，孙善治国，李善用兵，那不是绝好的搭配吗？此二人若一心一德，明祚岂能不永？”

    关卓凡心想，此二人若一心一德，“明祚”一样是不永的——李定国不大好说，孙可望怎么可能真心实意的“共扶明后”？——那只是权宜之际；大局底定之后，他一定是要篡永历帝的位的，早一点、晚一点的事儿罢了！

    “退一万步，”赵景贤继续说道，“就算要清除异己、屠戮功臣，也要等到大功告成之后再说啊？哪儿有刚打了两个胜仗，湖南还没有走出去，就拿自己人开刀的道理呢？——真正是王爷说的‘利令智昏’了！”

    嗯，看来，赵竹生的心水，还是很清楚的嘛！

    “孙、李既然反目，南明不论有多少气力，就只能都花在内讧上了！”

    “而且，士气这样东西，可鼓而不可泄——对阵旧日生死袍泽，哪儿来的士气？于是，明军再也没了出滇时的那股凌厉无前的锐气，不论孙部、李部，都不能再有实质性的作为，形势很快逆转，一败再败之后，终于，一个投降了本朝，一个郁郁而卒，大好局面，就此毁之一旦！”

    “对法宣战诏书里，有这样的几句话——‘地无分海南漠北，人无分老幼男女’、‘前线后方，戮力壹心’；祭阎丽亨的时候，这几句话，王爷再次提及——”

    “这说的，不就是‘团结’二字吗？”

    “还有，王爷祭阎丽亨的雄文中，有‘周顽、殷义，一视同仁’之说；又有‘既不论周、殷，又何分旗、汉？今时今日，其惟知华夏矣’的警句——”

    “这几句，真正是黄钟大吕！”

    “我想，究其竟，也是‘团结’二字——不计恩怨，不论族群，只要是中国人，就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关卓凡一拳一掌，轻轻互击，“知我者竹兄啊！”

    赵景贤神采飞扬，“我想，对阵外敌，固然要‘团结’；建设国家，也是要‘团结’的！匪如此，何来盛世？何来大同？”

    关卓凡大拇指一翘，“说的好！”

    顿了顿，“嗯，此‘其一’；还有‘其二’吗？”

    赵景贤点头，“有！”

    顿了顿，“听了王爷的训谕，我感慨很深——天底下何有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李定国之所以能够‘两蹶名王’，端赖之前的几年，在孙可望领袖之下，筚路蓝缕，生聚教训，脱胎换骨，化蛹成蝶！”

    “譬如一座高楼，看似平地而起，其实哪儿来的什么空中楼阁？第一，地基要打的足够深，足够劳；第二——那是一砖一瓦、一梁一柱盖起来的！少一根榫头都不成！”

    关卓凡再次拳、掌轻击，“说的好！”

    “孙、李再造乾坤，”赵景贤说道，“固然筚路蓝缕，万般艰难；阎丽亨守江阴，那也是一手一脚，做了无数的准备功夫的——”

    顿了顿，“如史可法之流，平日里，只会以‘君子’、‘正人’、‘气节’自喜，对吏治、军备，何曾有所着力，有所增益？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难之时，也只好‘一死报君王’了！”

    “不错！”关卓凡拿指节在桌面上一敲，“而且，这个‘一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阎丽亨之死，那叫做‘重于泰山’，史可法之死——我不忍说他‘轻于鸿毛’，可是，就事论事，其于社稷人民，何曾有一丝一毫之补益？”

    “这……是！”

    “都说‘千古艰难惟一死’，”关卓凡叹了口气，“可是——”

    顿了顿，“我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竹兄你也是走过鬼门关的人，身历之，目睹之，哪一场仗下来，不是尸山血海？——一死耳，到底有多难？关键是，要死的其所！要对国家、人民有益、有用！”

    “如史可法者，以为只要一死，便万事大吉，便成了‘千古完人’了——他去扬州，是奔着守城去的吗？他根本就是奔着‘死’去的！史可法是有死志、无战意！他真正关心的，是成全自己的‘令名’，至于扬州到守的住、守不住——”

    打住，摇了摇头，“扬州怎么摊上了这样的一位守将？——唉！”

    如是，史可法身上最值得称道的“气节”，也变得轻飘飘的了！

    赵景贤怅然半响，说道：“如此说来，史可法所余者，也就是清廉爱民了！”

    “清廉不假，”关卓凡淡淡的说道，“可是，爱民？将自己的身后之名摆在城守得失之上的人，能真正爱民？”

    “呃……”

    “竹兄，”关卓凡说道，“我给你举个例子，扬州城西门，城内地势较低，城外地势较高，那一带，由外达内，树木葱茏，照理，这些树木都该伐掉，不然的话，敌人既居高临下，又有枝干回护，对于城防，是非常不利的。”

    顿了顿，“诸将屡次进言，要求砍伐树木，史可法都不同意——嗯，你晓的原因是什么吗？”

    “这……请王爷指教。”

    “城外高地，是兴化李宦祖茔，史可法以李氏荫木，不忍伐也——权贵缙绅坟头的几株树木，比阖城百姓的性命还要紧要些，你说，他爱的，到底是什么？是‘民’吗？”

    赵景贤心头震动，无言以对。

    船舱之中，一时之间，异常安静。

    舱外波涛起伏，清晰可闻。

    过了半响，关卓凡微微一笑，“好了，竹兄，话已经说的太多了——午饭还没吃呢！嗯，镇海是不是也快到了？”

    顿了顿，“就这样吧！——南明往事，你我共鉴、共勉吧！”

    “是！”

    出门之前，赵景贤突然转过身来，跪了下去。

    关卓凡大出意外，“竹兄，这是做什么？——起来！”

    赵景贤一字一顿，“中国得有王爷，中国之大幸！景贤得追随王爷，景贤之大幸！”

    说罢，伏身稽首。

    关卓凡眼中波光一闪，“竹兄，言重了！”

    顿了顿，“吾之所欲，唯中国之强大耳——舍此，无他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