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事件”的前因后果，由基隆而淡水，由淡水而福州，由福州而北京，一路电传，当晚十点钟左右的时候，送进了宫里。

    飞骑四出，文祥、曹毓瑛、许庚身、郭嵩焘四位大军机，以及外务部尚书钱鼎铭，奉命入宫军机处会议。

    彼时，宫门下钥已过了两个半时辰，不论宫里、宫外，都过了上床睡觉的点儿，此时外臣入宫会议，前所未有，唯一一次例外，就是替穆宗“叩喜”那一次，不过，那一次，只是亲贵重臣奉诏夤夜入宫，“叩喜”之后，大伙儿响应轩亲王的建议，出宫之后，至朝内北小街后花园芙蓉榭“小坐”——座中论及的，虽然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事情，但究其竟，并不算真正的“会议”。

    下值之后，几位大军机——有时候，也会加上一、两位别的重臣——凑在一起，商议国事，亦寻常之事，不过，第一，从没有晚到戌正时分的；第二，地点都是在军机领班的家里——以前是凤翔胡同，现在是朝内北小街，从没有宫门下钥之后，再重聚于军机处的。

    则文、曹、许、郭、钱五位尚未入宫，会议尚未正式举行，便已向外界传递出一个极为强烈的信号——是次会议，大非寻常！

    第二天一早，中国政府发布了一份洋洋数千言的《告万国书》，大意如下：

    第一，法国“凯旋”、“梭尼”二舰泊靠我基隆港，其时，中法之间，虽有“升龙事件”和“十二条”之龃龉，但我依旧严守《万国公法》，秉持待客之道，为法舰补充煤、水、米、肉、果、蔬，以及各种日用品，一切需求，纤细未遗。

    同时，专门张贴告示，晓谕所属商民人等，于各国船只，务必一视同仁，公平货卖，不得居奇刁难，致干拿究。

    法人以“游历”名义，一再强闯我军事禁区，干犯我之军法，我亦以大局为重，好言相劝，一再优容，并未按章予以拿捕。

    我之仁，我之义，至矣！尽矣！

    孰料法舰离港之时，突然炮击我进港水师船只，我毫无戒备，两船中炮沉没，船上水勇，罹此难者，凡二十四人！

    在主人家吃饱喝足，即打砸烧杀，不顾而去，天底下竟有这等恶客？此虽野蛮生番亦断不肯为之举，竟出自法兰西军人之手？

    我何能再目法兰西为文明国家？

    若法舰以堂堂之阵，向我挑战，犹有可说，然其缩头藏尾，不敢正面我之炮台，却于离港之时，浓雾之中，袭我毫无戒备之船只，卑劣至此，怯懦至此，夫复何言？

    我二十四名枉死之军人，亦为父母生养，亦有娇妻爱子，一人殒命，一室同悲！

    天理昭昭，此怨不修，我二十四名军人，何能瞑目于九泉之下？又何能慰生者之人心、彰法律之公义？

    故此昭告万国，并正告法兰西国：基隆之怨，吾其必修！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勿谓言之不预！

    第二，“基隆事件”实种祸于“升龙事件”，此前，为维持中法和好之大局，我一直未公开“升龙事件”之真相，孰料我退一步，人进两步，终致“基隆事件”之祸，至此，实已退无可退矣！

    《壬戌和约》，白纸黑字，清清楚楚，越南对法开放之河域，不含红河，然法方视《壬戌和约》如无物，以“科学考察”之名义，强行闯入红河，一直溯至升龙上游之越池，视越方权利如无物；越方本应理直气壮，以武力驱逐，唯气力不及，只能忍气吞声。

    法方变本加厉，以两条兵舰、一条运兵船，总计一千一百余兵力，再次闯入红河，对外，犹以“科学考察”之名义为幌——天底下岂有如此怪诞之“科学考察”？法人视万国政府、视天下人等皆为牙牙学语之稚童乎？

    一俟抵达升龙，法人即命升龙地方交出政权，则“科学考察”为假，“鸠占鹊巢”是真矣！越方严词拒绝，法人立即炮击升龙城楼，并向我协防升龙之部队开枪射击，我忍无可忍，奋起还击，乃有“升龙事件”之变。

    第三，“升龙事件”之后，我以法方既受教训，当力赎前愆，从此严守分际，故此不以为甚，既未将“升龙事件”大事渲染，更未要求法方赔偿军费，以存法方颜面，以求和好大局。

    孰料，法方非但一无反思，反出之以《十二条》，颠倒黑白之余，更以败者身份，要求胜者赔偿，进而吞并全越，真正是凶恶之尤！亦真正是滑稽之尤！外交史上，可曾有过如斯之奇观哉？

    法方既视煌煌条约如无物，一切言行，又无可理喻，我亦无法单方面墨守成规，在此昭告万国，并正告法兰西国：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身为越藩之宗主，中国政府不再承认越、法两国签署之《壬戌和约》之有效性，郑重要求，三月之内，法国将南圻六省并昆仑岛交还越南，并将一切政治、军事力量撤出越南。

    公告天下，咸使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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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中国政府的《告万国书》，博罗内很蒙圈儿了一阵子。

    按理来说看，博罗内该高兴——他这个署理驻华公使，虽身为外交官，其实却是最强硬的主战派，一直不遗余力的推动巴黎对华宣战，这份《告万国书》，言辞激烈，不留余地，尤其是里面有“修怨”、“不承认《壬戌和约》有效性”甚至“要求法国撤出越南”的内容，则巴黎看到了，战争便绝对不可避免了。

    博罗内求仁得仁，本该庆贺一番的。

    可是，怎么好像不大高兴的起来？

    反倒有些蒙圈儿？

    想了一会儿，想明白了：

    之前的中国政府，确如《告万国书》所说的，隐隐给人一种“维持中法和好之大局”、不轻言决裂、能不大打就不大打的印象，怎么，一个“基隆事件”出来，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这份《告万国书》意味着什么，想来中国政府也是清楚的——不至于以为，如此激烈的羞辱法兰西帝国，可以不付出相应的代价吧？

    也不至于以为，巴黎还会拿什么“最后通牒”，继续跟他打哈哈吧？

    就是说，中国政府已经下定了大打的决心了？

    呃——

    那么，这个决心，是来自于已经做好了大打的准备呢？还是仅仅因为“基隆事件”太恶劣了，忍无可忍，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来了份《告万国书》？

    中国人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儿，颇在预期之外；而他们何以转了这么个大弯儿，也想不大明白，因此，就有些蒙圈儿了。

    法国在基隆没有任何存在，“基隆事件”之前因后果，一无所知，完完全全是中国人一家之言，到底是否值得中国政府转这个大弯儿，亦无从判断。

    好吧，暂时不头疼这个了，先想想中国人声称的“修怨”吧！

    如果中国人说话算数，那么，他们会从哪里下手呢？

    当然不会以平民目标为攻击对象，毕竟，“基隆事件”中，法国军舰攻击的，也是中国的军舰。

    报复的对象，只能是军事目标。

    法国在中国的军事存在，主要是停泊于天津、上海、广州三地的军舰，可是，这些军舰——包括“基隆事件”中的“凯旋号”、“梭尼号”——都已南下越南了，剩下的，只有公使馆、领事馆的少许卫兵。

    无论如何，中国人不至于攻击外交目标吧！

    中国境内，既然没有合适的目标，那么，就只能在越南选择报复的对象了。

    想到这里，博罗内心中一动，暗叫不妙——

    沱灢！沱灢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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