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马案”最吊诡的，还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案件的查办。

    凶犯张文祥，就擒之后，由始至终，未曾动刑——这是极其不正常的。

    摆到台面上的理由，是此等穷凶极恶之徒，既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犯此十恶不赦之案，自然是早就抱了必死之念，打轻了，毫无用处；打重了，只怕瘐毙狱中——他是第一号的钦命重犯，如是，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可怎么交代的过去？嘿嘿，老兄也是晓得的，不晓得有多少人巴望着封了他的口呢！

    主持审讯的漕运总督张之万、江宁将军魁玉，都是这样一个主张。

    会审的署理藩司孙衣言、营务处总办袁保庆，大不以为然，据理力争：既然“打轻了，毫无用处”，那么，不打，就更加没有用处了！凶犯狡悍，不用大刑，单靠软磨，怎么可能吐一字之实？

    咳咳，凶犯愍不畏死，就算施以大刑，也未必管用啊……

    不然！凶犯抱了必死之念是一定的，可是，枭首，一眨眼的事情；凌迟虽苦，也不过一会儿的功夫，熬一熬就过去了。大刑不同！反复勘磨，凶犯再怎么狡悍，也不免有崩溃的一天！一副夹棍，三根横木，看似平平无奇，可是，多少英雄好汉，刑场之上，白刃加颈，意气自如，三木之下，却问什么，说什么！

    咳咳，还是要慎重行事，熬刑不过，胡乱攀咬，如之奈何？

    ……

    张之万和魁玉，反对动刑，除了担心自己成为马新贻第二之外，较之孙衣言、袁保庆，毕竟“站得高、看得远”——真把幕后主使问了出来，可拿他怎么办啊？真到了那个时候，才叫“如之奈何”呢！

    就这样一直扯皮扯到了“中央来人”——刑部尚书郑敦谨，以及最最重要的那一位：回任两江的曾涤生。

    另外，不晓得算不算巧合：郑敦谨是湘乡人——不但是湖南人，还是曾国藩的同乡。

    “刺马案”一出来，慈禧和恭王，就晓得必须叫曾国藩回任两江了——除了他，谁也摆不平两江目下的局面。

    曾国藩的回任两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朝廷向湘系屈服了。

    从此之后，直至清帝逊位，两江再也没有脱离过湘系的掌控。

    曾国藩既回任两江，并主持“刺马案”的审理，则凶犯的没有幕后主使，便无悬念了——最后，曾国藩、郑敦谨联名出奏，说什么马新贻严办海盗，张文祥和海盗素有勾连，有激使然，乃行刺马新贻泄愤，云云。

    最重要的一句，“实无主使别情。”

    张文祥“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算是对马新贻多少有了个交代。

    对于这份结案的奏折，孙衣言、袁保庆愤然作色，坚决拒绝署名。

    “刺马案”的另一位主审人郑敦谨，则做了件有清两百年来他这个级别的官员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结案的奏折一经拜发，立即告病挂冠，且既不等朝廷允准，也不回京复命，直接就从江宁回了湖南湘乡老家。

    可以想见，郑敦谨虽然是湖南人，但被迫做违心之语，内疚神明，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刺马一案，上上下下，曲意弥缝，证明了一件事情：凶犯的背后主使，一定是朝廷不能、不敢加以重罪的人物——除了其人本身不能入以重罪之外，他所代表的势力，更是朝廷不能、不敢与之翻脸的。

    如此一来，谁是这个幕后主使，便呼之欲出了。

    关卓凡以为，嫌疑最大的，有两个，一个是曾国荃，一个是黄翼升。

    湘系中，曾国荃的地位，自然高于黄翼升，不过，曾老九多少还是有一定的“政治觉悟”的，他若真要做这样的事情，不会不和他老哥商量，而他老哥一定不会同意，如此一来，所谋就多半不能成事。

    所以，扒拉来，扒拉去，黄翼升的嫌疑最大。

    如果赵景贤赴江宁本任之后，对湘军的散兵游勇，如马新贻之“抓住了，该枷的枷，该杖的杖，该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那么，就无法排除蹈马新贻的覆辙的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前头已经说了，江宁的情形，本时空的洪绪元年，较之原时空的同治八年，并无实质性的不同。

    不同的是双方掌握的武力的对比。

    湘军屡加裁撤，台面上的武力，较之轩军，已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了。

    但是，绝对的武力不代表绝对的安全。

    马新贻是怎么死的？他在江宁练了几营新兵，那一天，例行校阅之后，步行回署——校场就是署西的箭道，同总督署几乎就是一门之隔。就在马新贻即将进入署西门之时，张文祥突然闪出，一刀刺进了马的胸膛。

    一边是校场，一边是总督署，身旁还有督标中军副将、传令官、戈什哈等一众武装随从，关防还能再严密些吗？兀自挡不住有心人的博浪一击！

    张文祥其人，仔细想一想，真正是个叫人毛骨悚然的人物。

    身手的迅捷凌厉，尚在其次，关键是这份视死如归，思之令人惊心！

    这个“死”，不是“引颈一快”那么简单，如果上了刑场，其所被者，是千刀万剐，是最痛苦的一种死法——这一层，张文祥受命之初，必是明了的了。

    而且，这个案子，凶犯一定要有切实的口供，一定要明正典刑，才算了结，才算有以塞天下悠悠之口，所以，张文祥被捕之后，不能自杀，不能瘐毙——张之万、魁玉的担忧，根本就是多虑，因为凶犯的幕后主使，根本就不要“杀人灭口”——张文祥必须上刑场，熬那痛苦无比的“鱼鳞剐”，这一层，受命之初，他应该也是明了的。

    还有，虽然事实上未对张文祥动刑，但可以想见，事前，张文祥本人也好，其幕后主使也好，都有足够把握，张文祥能够熬得住大刑的勘磨。

    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人，成其事，赴其死，其幕后主使的能量，岂不令人心惊？

    关卓凡自己，都不禁要掂量掂量：如果要做同样的一件事，我能不能找得到同样的一个人？

    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湘军虽已裁撤，但至少在江宁一带，湘系的势力，依旧深厚无比。

    不过，认真说起来，目下的湘系，真正可以呼风唤雨、如心使臂的地盘，也只剩下江宁这一块了。

    若以长江为界，江苏大致可以分为江南、江北，或者苏南、苏北；以此为基础，江苏的局面，原本是一分为二的：

    苏南的大半——镇江、常州、苏州、太仓、松江，归江苏巡抚管辖，是轩系的势力范围；苏北——徐州、海州、淮安、扬州、通州，以及苏南的江宁，归两江总督直辖，是湘系的势力范围。

    伊克桑杀李世忠，既揭开了两淮盐务整顿的序幕，同时，也从安徽入手，不显山、不露水的开始了对湘系外缘势力的剪除；之后，赵景贤带轩军入驻扬州，两淮盐务整顿，正式大举展开。

    赵景贤在关卓凡的支持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两年下来，除了盐务整顿本身卓有成效之外，朝廷——或者说轩系，也借盐务整顿，事实上从湘系手中收回了扬州以北的“失地”。

    随着地盘的不断缩小，湘系——尤其是曾国藩的嫡系，其实已经对朝廷、轩系以及关卓凡、赵景贤本人，累积了相当多的不满，只是因为关卓凡手段高明，软硬兼施，“曾系”才一直下不定翻脸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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