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一己的荣辱，安于臣位，依靠慈禧的信任和支持，未必就一定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是，关卓凡觉得，他冒不起这个险了。

    特别是，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个女人成长和变化的速度，愈来愈快，迟早有一天，自己将不再有足够的能力，影响她、控制她。

    这是非常讽刺的，慈禧“成长和变化”的“速度”，虽然愈来愈快，但是，其“成长和变化”的”方向”，不是保守，而是开放，和关卓凡自己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

    可是，正因为如此，关卓凡才担心，自己那套玩意儿，在慈禧那儿，终有一天，会不够用了，这个独立意识强烈的女人，终究会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独立的主张，进而自行其是。关卓凡如果不追随，就会和她产生冲突，甚至站到她的对立面去。而慈禧对政治对手，会采取何种手段，作为穿越者的他，是清清楚楚的。

    究其竟，这个女人，天赋太高，太聪明了。

    如果慈禧的“独立的主张”，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还好，关卓凡失去的，不过是主持中枢的地位和权力；可是，如果，她的“独立的主张”，分歧于历史的发展趋势呢？毕竟，她再怎么聪明、天赋再怎么高，对于历史的认识和预判，也不能和穿越者相提并论――她没有一百几十年成败得失的经验和事实打底儿呀！

    再想一想慈禧的“成长和变化”，完完全全出于关卓凡刻意的影响和引导，就更觉得讽刺了。

    除此之外，关卓凡也承认，“一己的荣辱”，嗯，我其实也是要考虑的。

    所以，我不能不向“最毒、最坏”的位置上走去。

    至于原先设想的，通过“赎买”的手段，引导慈禧逐步放权，最终退出政治中枢，事实证明，也是一个幻想。

    并不是说“赎买”没有用――事实上，“赎买”非常有用，几年下来，关卓凡“赎买”到了愈来愈多的信任和权力，可是，信任再怎么多，也还是一个君主对于臣子的信任；权力再怎么多，也还是一个臣子的权力，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慈禧会因此放弃君主的最高、最后的决定权。

    即是说，慈禧没有任何“退出政治中枢”的意思。

    慈禧给他的，只是“办事权”，不是“话事权”。

    而我要“赎买”的，不仅仅是“办事权”，还有“话事权”，乃至最终的“话事权”。

    形势很清楚，如欲“赎买”发生足够的效力，单靠“引导”是不够的，必须加之以足够的外力，等到形势比人强了，你不接受这笔交易，亦不可得了。

    即是说，必须“强买强卖”。

    不过，无论如何，这依旧是一笔大致公平的交易――如果显失公平，那就不成其为“交易”了。

    “交易”若达不成，“名正言顺”四个字就没有了，就算取得了所谓的“话事权”，居于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也是八面来风，摇摇晃晃，大部分的心思和精力，都得放在如何不掉了下去？如何坐稳了屁股下的位子？

    如是，上上下下，又能拿出多少的心思和精力，一致对外，改革开放，发展兴作？

    关卓凡必须正视和尊重以下的事实：

    第一，此时的清朝皇室，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依然拥有相当的威望。

    第二，国家初臻太平，两宫皇太后，确实厥功甚伟。

    厥功甚伟，唉，关卓凡苦笑了。

    关于慈禧的功过――

    在本时空，迄今为止，慈禧的表现，于国于民，于公于私，都是无懈可击的：

    简贤任能，虚己纳谏，信用汉员，支持洋务，小心翼翼的控制着自己对于奢华享受的欲望。

    由于关卓凡的介入，本时空的中国，国势之蒸蒸日上，远过于原时空的同一时期。但是，不论关卓凡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这一时期，政治的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两宫皇太后手里，考虑到慈安和慈禧见识、能力上的差异，慈禧其实是整个帝国这一时期事实上的最终“话事人”，她对关卓凡的信任、理解和支持，至关重要。

    关卓凡以为，她的作用和功绩，值得一个颐和园。

    本时空，如果中国最终按照关卓凡的设想，重新崛起于万国，扬威于世界，则慈禧的功绩，不盖棺，亦定论，史书之上，她一定是比拟甚至超越汉之吕雉、宋之宣仁的英明女主，史笔如铁，仅仅为了这个，关卓凡也得善待慈禧。

    更何况，不论两人曾经有过什么龃龉和风波，她，毕竟是他的女人。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胎传遗毒”这种幌子，在目前的中国人的科学认知水平的大环境下，暂时性的拿来做政治斗争的手段，是可以的。但是，随着民智渐开，科学昌明，这个罪名，一定经不起历史的推敲，与其叫后世史家来翻案，不如自己见好就收。

    关卓凡可不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那种人，他还是非常爱惜羽毛，看重自己身后名声滴。

    所以，他要从那个“最毒、最坏”的位置上，后退一步，庶几，对自己交代的过去，对伊人交代的过去，对历史，也交代的过去。

    以上是本时空，原时空呢？

    我是说，原时空，慈禧的功过是非呢？

    唉，这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题目，而且，也必定是要引起争议的。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应该确认：在慈禧“归政”，将权力正式移交给德宗之时――当然，也不是百分百的交权――她的声望和权威，达到了自辛酉年“垂帘听政”以来的顶峰，朝野中外，都目慈禧皇太后为“贤后”，为“英主”。

    彼时的慈禧，在国人的眼里，浑身上下，闪闪发光。

    这块“贤后”、“英主”的招牌，里面没有任何水分，实在是由慈禧多年来治国理政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打造而成的。

    平定洪杨，将清朝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就不说了，说说之后发生的事儿吧。

    之后，是“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不是虚美，不是“回光返照”，是实实在在的“中兴”，人口，财政，军事，外交，中央的权威，政治的稳定，社会生产、生活的活跃和发展，以及遍地开花的新兴事物――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百分百符合“中兴”的标准。

    太平天国运动，被后世史家定性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直接毁灭王朝，或者，王朝虽然暂时逃过灭顶割喉之灾，但再也不能振作，一路断崖式下跌，名存而实亡。

    秦、汉、唐、元、明……一一数去，概莫能外。

    清朝是唯一的例外。

    这，说明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提及洋务运动，都会给其定一个“失败”的性，不错，洋务运动最后确实是失败了，但是，它不是没有成功过，而且，这个成功，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是“全面”的，这个成功，集中反应在收复新疆和对法战争两场战争的胜利上。

    原时空收复新疆，面对的局面，远比本时空恶劣：阿古柏已经获得了英国的全面军援；同时，沙俄不但已经占领伊犁，兵锋更直逼乌鲁木齐。就是说，较之本时空，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更加稳固，实力更加强大――这也罢了，关键是，要收复新疆，就要冒和沙俄直接开片的巨大风险。

    彼时，放弃新疆，已经是朝廷的主流意见，甚至可说是一边倒的――绝不仅仅是李鸿章的“海防派”的一家之言。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文祥，坚定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并且做了勒紧裤腰带、长期战争的准备。

    平叛的过程中，西征大军虽然客地作战，但在军事上，对于获得了“英援”的阿古柏叛军，却拥有碾压性的优势，差距之大，仿佛二鸦之时，英法军队对阵中国军队。

    这支军队的表现，获得了列强的高度评价――其中评价最高的，竟认为左宗棠军队的战力，并不在欧洲军队之下；更令沙俄深为忌惮――沙俄就在旁边儿盯着，西征大军的战力何如，老毛子大约比中国中央政府，还要更加清楚一些。

    这是沙俄放弃伊犁的真正原因。伊犁的收复，时人和后人皆归美于曾纪泽，但是，关卓凡认为，真正的功臣，其实是虎视一旁的西征大军。

    左宗棠的西征大军，还不能说是真正的近代化军队，但已无限接近这一标准，而且，就士气和纪律而言，大约还在不少近代化军队之上。这是乾隆之后，中国步兵战力的最高峰。这样一支军队，如果放在甲午的朝鲜战场上，关卓凡以为，无论如何，不可能挡不住刚刚完成了近代化的日本军队。

    西征大军不是石头缝里崩出来的，也不仅仅依赖左宗棠个人的天才、意志和努力，它是彼时中国整体国力的产物，是彼时的中国人的精气神儿的集中体现――不错，中国确实有过一段自信心初步恢复、精神面貌掉头向上的时期。

    这个时期，涵括了即将到来的中法战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