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的思想和作为，若窥端倪于他的人生履历，以下几点很可以说明问题：

    第一，从七岁入读英国人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校，一直到二十六岁于耶鲁大学毕业，容闳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是完整的“西学”，和“中学”基本不沾边儿。对“中学”，容闳既没有什么深入的理解，也就谈不上什么感情。

    第二，容闳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第三，二十四岁那年，在耶鲁大学就读的容闳，加入了美籍。

    关卓凡并不怀疑容闳对于祖国的忠诚和感情，不然也不会委以重任，倚为臂膀。但同时，他也承认，容闳这种身份和经历，使其很难对中国当时的合法政府，抱有真正的尊重。不然，容闳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当他有意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时候，先去投靠的，是太平天国，而非朝廷。

    当然，容闳的这个特点，对于关卓凡个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倒并不算是什么坏事。

    可是，若容闳因此而支持“留美幼童”信奉洋教和轻废“中学”，却是不能接受的原时空的朝廷，不论“保守派”还是“洋务派”，包括“留美幼童”最大的支柱李鸿章在内，都不能接受。

    关卓凡更加不能接受。

    关节点在“留美幼童”的年龄上这是一把地道的双刃剑。

    自小就接受西方近现代科学、文化的教育，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读下来，较之成人后再“放洋”之半路出家，所学自然更加扎实、透彻。思路也更加灵活、开通，更少牵绊，用之于“新政”、“洋务”中国的近现代化建设，自然更加之得心应手。

    在当时中国民智未开、保守势力强大的背景下，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人。对“留美幼童”的苦心设计，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的。

    可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留美幼童”年纪太小，心智尚远未成熟，极易受外界的影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如何保证他们的族群、国家认同不动摇、不转移？如何保证成人肄业之后，回到中国的，不是一群“黄皮白心”？

    必须承认，对于十来岁的小孩子来说，彼时美国的教育和生活。吸引力十倍于自己的祖国。更加有趣的学问，更加人性的教学，更加平等的人际关系，更加自由奔放的空气，没有一个正常的孩子，能够抵御住这些无所不在的诱惑。

    你不能把他们装到套子里事实上也不可能办得到，因为你是在人家的学校里上学、读书。何况，“增长见闻”观察、了解、认识留学目的地。从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中汲取养分，本来就是设计“留美幼童”的初衷之一。

    为此，刚开始的时候。留美幼童不是集中住宿的，而是分散到美国当地几十户不同的人家中。

    这种做法，就算套以二十一世纪的标准，也是顶“时尚”、顶“先进”的。要知道“留美幼童”可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事儿呀。

    既然不能把小孩子装到套子里，管理者能做的，就是守住底线了：

    一。不入洋教。

    二，“西学”、“中学”并重。在美国学校教育之外。从国内派出教员，常驻美国。对小留学生进行相当力度的“中学”教育，以此保证“留美幼童”不忘根本。

    朝廷定规：“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作为从二十一世纪穿越过来的人，关卓凡本人，对这些“中学”课程，并不感冒。可是，他承认，在当时的环境下，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好的方案，可以保证小留学生们心系祖国，不改族群和国家的认同。

    当然，在本时空，事儿落到他的手上了，具体课程设置，自然要略作调整，譬如，那个《圣谕广训》，大约会拿下来，换上别的。

    可是，大方向不会改变，即以“中学”教育，保证小留学生不变“颜色”。

    遗憾的是，容闳就是要挑战这两条底线。

    “驻洋肄业局”定规：“幼童以三个月一次来局学华文，每次十二人，十四日为满，逾期则此十二人复归，再换十二人来。以此轮流，周而复始。”

    这个规定，初初的时候，是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的，效果也不错。但是，愈往后，愈是滞碍难行。

    个中原因，一是因为留美幼童浸润“西学”日久，对“中学”兴趣日减，甚至到了“厌弃儒学”的程度；二，也是更重要的，作为“驻洋肄业局”主要管理者之一的容闳，不但不坚持既有原则和规定，反而顺风纵火，支持学生抵制“中学”。

    对此，李鸿章深感忧虑，致信当时的驻美公使陈兰彬说：“学徒抛荒中学确属实情，由于莼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即夏令学馆放假后正可温习，莼甫独不谓然。”

    莼甫，容闳的字。

    就是说，不但三个月一次的“轮训”，容闳不支持，甚至学生放暑假了，利用假期补习中文，容闳也从中阻挠。

    轻废“中学”之外，学生纷纷信奉洋教，参加礼拜，而容闳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更是以“信仰自由”为天经地义朝廷有什么干涉的权力？

    “留美幼童”本人们，不论“中学”、“西学”孰轻孰重，还是允不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不消说，一边倒地站在容闳一边。

    至于美国人，自然明里暗里，支持容闳在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中，多发展几个亲美派，甚至“带路党”，有什么不好？

    在这两个问题上，“驻洋肄业局”内部，彼此针对，势同水火，衍生出来的其余问题，譬如什么小留学生变服饰、和美国女孩谈恋爱，与这两个问题相比，都算小a色了。

    朝廷终于不能不出手干涉了：将容闳调任驻美副公使，不再兼管“驻洋肄业局”。

    做驻美公使，自然是大大升官，但容闳并不领情，他说：

    “若专就予一身而言，以区区留学生监督，一跃而为全权公使，是政府以国士遇我，受知遇而不感激，非人情。但以教育计划言，是予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今发轫伊始，植基未固，一旦舍之他去，则继予后者，谁复能如予之热心，为学生谋幸福耶？况予与诸学生相处既久，感情之亲，不啻家人父子，予去，则此诸生且如孤儿失怙，是恶可者？……请政府收回成命，裨得仍为学生监督，以期始终其事。”

    就是说，容闳视自己为“留美幼童”的唯一保护者，中国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是容莼甫的禁脔，不容他人染指。

    朝廷只好退了一步，在调任容闳至华盛顿出任驻美副公使的同时，“驻洋肄业局”方面，给予了他一个含糊的“相帮”的权力。

    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容闳利用这个名义，专门从华盛顿跑到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驻洋肄业局”所在地，继续指手画脚，一如其旧。可是，因为他毕竟已经不是“驻洋肄业局”的“总办”、“帮办”了，“驻洋肄业局”现管理层极为不满，积蓄已久的矛盾，终于彻底爆发，不可收拾了。

    此时，整个“留美幼童”计划，已到了无法正常推进的地步，而朝廷明白，即便和容闳破脸，彻底免去他在“驻洋肄业局”内的任何职务和名义权力，也没有用容闳对“留美幼童”们的影响以及在整个留学计划中的作用，是无可移替的。事实上，和美国政府、学校、当地各有力人士打交道，全部都是容闳的首尾。

    如果容闳不愿意放手，你拿他一点法子也没有他是美籍。

    到了这个地步，除了自废武功，已经没有更好的路子可走了。

    “留美幼童”虽半路夭折，但关卓凡认为，这个计划的初衷极好，纵有难度，经过适度调整，还是很值得在本时空再次实施的。

    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换了我，该怎么做呢？

    *(未完待续)

    ps：大约会有书友抱怨本章“水”狮子承认，确实是枯燥了一点儿，抱歉。下一章开始，就会比较有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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