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过先指责的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赵构，并且指责的方式也不同寻常——“臣有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臣有罪，但陛下圣明，应该洞鉴我的一片苦心。）&1t;/p>

    可惜的是，在短短一百余字的词中，刘过是不可能给我们细说“当年事”，我们也无法像他一样能知道岳飞为什么“恨苦”。&1t;/p>

    此后，我虽然读了大量两宋之交的史料，但很多年以来，仍然无法透彻理解刘过所要表达的意思，直到有一天，无意中看到清人梁晋竹的一段简短的史评：&1t;/p>

    臣飞死、臣俊喜、臣浚无言世忠靡、臣桧夜报四太子、臣构称臣自此始。（岳飞死了，张俊满心欢喜、张浚一言不、韩世忠从此意气消沉、秦桧写信将岳飞的死讯密报给金国最高军事统帅四太子完颜兀术，赵构从此可以放心地向金国俯称臣了。）&1t;/p>

    这则史评中提出了一个很多史论家都忽略了的问题，那就是主战派人物在岳飞下狱之后的反常表现——“臣浚无言”。&1t;/p>

    众多史料证明，岳飞下狱后，天下皆知其冤，也就是说不但作为策划者的皇帝赵构、宰相秦桧明白其中就里，朝廷中的文武百官，不论是主战派、主守派，还是主和派、主降派其实对此案的个中玄机都心知肚明。&1t;/p>

    然而，除当时已经解甲闲居的韩世忠登门质问秦桧外，朝廷文武百官一言不，主战派人物中无一人上书赵构为岳飞申辩。&1t;/p>

    岳飞入狱，他们竟没有组织营救——这太出乎常理。&1t;/p>

    更出乎常理的是，秦桧和主审岳飞案的万俟卨竟然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最后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岳飞。&1t;/p>

    岳飞这样一个战功赫赫、威镇中原的人物，仅凭“莫须有”的罪名就被置于死地！&1t;/p>

    “谁将三字狱，隳此一长城？”&1t;/p>

    “莫须有”从表面上看，就是论列的罪状未经核实或无法核实，仅凭大权在握者的判断，就直接给人定罪。而透视其本质，它其实是大权在握者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将某些罪状强加于他人头上，并利用权力和各种手段做成冤狱，从而达到惩治甚至诛杀他人的目的。由于这些罪状根本不是以事实为依据，而是完全按照当权者想达到的目的来设立，当然经不起核实。&1t;/p>

    但又出现了一个疑问：处心积虑地陷害岳飞的赵构、秦桧尚且罗织不成岳飞的罪名，为什么对岳飞充满崇敬的刘过却又在词中说“臣有罪”呢？&1t;/p>

    这段历史疑云遍布，迷雾重重。&1t;/p>

    历代史学家都曾对这段历史提出过质疑，南宋徐梦莘编撰《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写到这段历史时都曾指出，秦桧之子主修国史时，将许多真相掩盖、篡改，所以很多记载不可信。&1t;/p>

    遗憾的是，他们二人虽然知道史料不可靠，但却没有一一对之做深入细致的考辩，由此留下了一系列重大疑案。&1t;/p>

    国史有不可信之处，那么家史呢？&1t;/p>

    家史同样有不可信之处，岳飞之孙岳珂编著的《鄂国金佗粹编》、《鄂国金伦续编》中又明显存在将岳飞美化之处。岳珂将不少他认为有损祖父形象的事“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了。并且岳飞在赵宋的时代平反，岳珂理所当然地不敢也不能把岳飞和皇帝的矛盾冲突写进书里。正因如此，他在有意无意之间把岳飞塑造成了一个愚忠之臣。&1t;/p>

    到了明朝，经历过元朝九十年黑暗残暴统治之后的汉人，对投靠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奸恨之入骨，此时官方民间对岳飞、秦桧、赵构的认定开始明确：岳飞是忠良、秦桧是奸臣、赵构是昏君。&1t;/p>

    根据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好人必须是完人，坏人不可能干过好事。&1t;/p>

    岳飞、秦桧的故事被改造，史无其事的“岳母刺字”开始广为流传，在岳珂的《鄂国金佗粹编》中没有出现过《满江红》也开始传唱天下。（词中绝唱《满江红》是否确为岳飞所作，这一问题是本文将要论述的二十大疑案之一。）&1t;/p>

    至于秦桧，他的案是再也翻不了了。他在靖康年间主张抗金，反对割地求和；在亡国关头，他为保赵宋而上书向金帅抗议，并因此全家被抓至金营的事也再没有人愿意提起。&1t;/p>

    曾有一位官员刚到杭州上任时，去岳王庙祭拜，他现岳飞、岳云、张宪的像是泥塑的，而秦桧的跪像却是铁铸的，当下大怒：“泥范岳王、铁铸秦桧，难道想让奸臣不朽吗？”&1t;/p>

    旁边的人马上回答：“开始时都是用泥塑，人人都对岳王爷的像敬若神明，而秦桧的像总是被砸，后来将秦桧改成木像，还是被砸被砍，又改成铁皮包木的，仍旧被毁，无奈之下，只能用铁铸了。”&1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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