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中国大地已经渐渐炎热起来了，大清帝国海州知州冯瑜正在后院里与心腹师爷纳凉喝茶。
    他们今天谈论的重点是如何治理地方。这种大而化之的话题，其实很难把握的，非是宦海沉浮的老吏或多年为幕的请客都谈不到点子上，而恰恰冯瑜和他师爷胡庸都还算够格，因此两人的谈话还是很切中要害的。
    “全州官场纪纲涣散，胥吏愍不畏法，流官亦巧立名目，上下其手，贪不胜贪，如之奈何。”冯瑜端着茶盏，忧心叹息道。
    他是书香世家出身，自幼学的便是忠君爱国之道。早年在京中当个小官，浮浮沉沉，不甚得志，却也磨砺了他独有的气质。后来被权势熏天的索额图索中堂看中，就此平步青云，连升数级，并外放到了海州这个如今正吸引越来越多人目光的地方担任正五品知州（海州级别比其他州高半格），可见其正是勇于任事，想大干一场的时候。
    这会冯瑜所叹息的，其实不独是海州官场之积弊，放眼全国，此种情形随处可见。毕竟大清开国已经四十多年了，初期又大面积任用明朝降官，即便几任皇帝都还算合格，锐意刷新吏治，但该来的还是会来，侵蚀帝国根基的官场腐败已经不可遏制地蔓延了开来，令冯瑜这等想要做一番事的人大为郁闷。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事情会令清国走下坡路，事实上这个国家与顺国一样，仍然处于上升期，国力随着人口的增多、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不断变强。地方胥吏不谈，这每朝每代都很腐败，有品级的流官们虽然贪了点，但总算是能办事的。清帝国的统治者来自白山黑水的渔猎民族，与南边顺国的军头们一样，喜欢实务，不尚空谈，正所谓只看疗效不听广告，因此帝国的根基虽然已经受到了动摇，但负面影响远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
    “积习如此，岂一朝一夕之祸哉。”师爷胡庸附和了一句，说道。
    其实他最近也挺烦心的。朝廷在去年年中的时候晓喻天下，令各省各府各县裁汰冗员，杜绝浪费，以节省宝贵的经费挪做军用。毕竟十余万军队在大漠征战，消耗确实是蛮大的，由不得满清朝廷不忧心。
    海州这边裁汰冗员的事情是胡庸策划的，计划的可行性相当不错，无奈底下人实在奸猾无比，拿了不少公帑（做遣散费之用），结果只裁了那么三两个帮闲，实在让人惊愕。正所谓官吏们“巧立裁汰之空名，耗用公费，以便其私”，这边裁了三个帮闲，那边又进了两个新人，最后走掉的没几个，还都是干事的，让胡庸大为泄气。
    冯瑜对此也是知晓的，当时他还安慰了胡庸几句，认为是海州官场的老油子们太不像话了，让他大业难成。不过冯瑜还不打算放弃，他和胡庸商量了下，觉得可以效仿东岸人的作风，再努力尝试一次。
    清国这边也有不少人去过宁绍，尤以杭州、松江、苏州等府的官吏、士子居多。回来的许多人撰文回忆自己的宁绍之行，其中一大重点是描述东岸官场作风的，其中颇多羡慕嫉妒恨的内容，对东岸官场的廉洁（当然是相对的）、高效十分赞叹，对满清朝廷低效、腐败的官场颇多诘难，一时引起了热议。
    冯瑜也搜集这种见闻录细细阅读过，对东朝的官场作风那是相当赞赏。因此，在与心腹师爷、同时也是多年老友的胡庸建议下，决定要以身作则，刷新吏治。如，他打算每日丑正二刻起床，寅时初阅读公文，辰时初接访办公；各种公文也不辞辛劳，尽量避免由师爷或其他幕僚代笔的情况，务必做到亲自批阅。
    毫无疑问，冯瑜是希望以他这种干练高效的作用去感染他人、带动他人，以纠正各级衙门中普遍存在的拖拉推宕、昏惰涣散的风气，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不然的话，“我大清”官场吏治如何能够肃清？而如果官场不能肃清，那么又如何北却准噶尔蒙古，南破伪顺顽逆？又如何能够赶走窃据神州大地多年的黄衣海寇？
    “即便积年恶习，冯某这次说不得也要动一动了，索中堂可看着呢。”思虑良久后，冯瑜叹了一口气，说道：“此番朝廷裁汰庸吏、劣吏以节省公费之决心甚坚，各省均派了钦差大臣，严加督办，这事逃是逃不掉的。”
    “既如此，还请东家速办。”胡庸看了冯瑜一眼，然后从袖中抽出了一份名单，放到桌上后，道：“此乃州内（海州及所属赣榆县）庸吏、劣吏名单，其中有贪纵害民者，有私加赋税、剥商扰民者，有征收弊混者，有昏惰无能、纵丁扰民者，有侵吞公帑赈款者，还请东家严加奏劾惩办。”
    冯瑜闻言先是一惊，继而重重地点了点头，收起了这份名单。他与索额图之间经常书信往来，也有单独上折具奏的权力，因此惩办一些庸吏、劣吏还是可以的。主要问题在于，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自己能不能承担罢了。不过好在海州不大，也就一州一县而已，自己又有大佬罩着，惩办这些烂货从大方向来说也是政治正确，因此估计问题不大。
    “想那东朝，虽一海寇之国，然则政事有纪纲，库赋无侵盗，贪墨聚敛绝迹，真真是令人心向往之。其实彼等入主登莱、宁绍亦不过三四十年耳，可革除官场积弊甚佳，民勤其业，官吏不苛，这是如何做到的？”收下名单后，冯瑜抿了一口茶，到底忍不住发了点牢骚。
    其实他很明白这其中的关节，无他，体系耳！但冯瑜也知道，“我大清”目前形成的体系已经较为稳定，不管其上限怎么样，至少现在还可以正常运转，效率也还过得去，那么最好不要动大的手术。要知道，他们最主要的对手是准噶尔蒙古和大顺。
    这两个国家的体制嘛，呵呵，前者是草原帝国，大家都懂，松散混乱，全靠某个雄主维系，一旦政治强人或军事强人倒下，那么必然会陷入自相残杀的境地，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而大顺呢，这个国家说句实话，有点怪，和“我大清”起家时的草台班子有点像，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军队拥有的国家，国内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朝如何快速捞钱发军饷，生产更多的军事装备，更好地满足军队所需这个方向努力，非常怪异。
    冯瑜认为，这等穷兵黩武、丧心病狂的国家应该是没有未来的，古来好战之国未见没有不败亡的。强如当年的虎狼之秦，也二世而亡，这顺逆难道还能逆天吗？冯瑜是不相信的，他认为在和“我大清”长期的拉锯消耗中，顺逆必然会最终败亡。
    虽然最近顺逆起大兵南下伐明的事情让冯瑜感觉到有些警惕，但他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必过于忧虑。他隐约听说朝中有些官员连连上折，要求朝廷重视顺明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想办法从四川和江南一带进行牵制（清军从这两地出发，可以最大限度避免东岸海军的干扰），不过冯瑜却觉得不必大惊小怪。滇、黔、桂三省，皆穷困之地，人丁也不丰，地方上土司势力还盘根错节，顺国一口吞下这些地方，十年之内无法有大动作，大量军队会被牵制在那里无法动弹，说起来这就叫作茧自缚！
    而十年之后，难道“我大清”还无法解决噶尔丹吗？冯瑜是不相信的。据说皇上已经在京里挑选精锐，不日就将御驾亲征，到蒙古大漠与噶尔丹决一死战。此战应当问题不大，“我大清”兵强马壮，后勤供给又十分充足，还有由荷兰、英格兰军官培训的新军锐士，打一个小小的准噶尔蒙古还不是手到擒来？
    唯一可虑的，就是噶尔丹自知不敌而四处流窜，使得十多万大军不知何往，只能在草原上来回空跑。不过噶尔丹这招却也不能频繁使用，用得多了，部下们会不耐、会质疑，其威信就维持不住，蒙古诸部在看到他这副怂样之后也会疏远，因此双方之间最终还是会有一战的，“我大清”必将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早晚的事情而已！
    “对了，这里有了庸吏、劣吏名单，可有良吏、能吏名册？”想了一会后，冯瑜又满含期待地向胡庸问道。朝廷要求天下各省裁汰庸吏的同时，也要荐举贤能，冯瑜对朝廷忠心耿耿，这些自然也是要照办的，故有此问。
    “自然的是有的。”胡庸一笑，从怀中又拿出一份名单，说道：“此乃属下明察暗访半年所得。有操守廉洁、政事勤明的廉吏，有未雨绸缪、设法储货、苦心转运的能吏，还有使官库不亏、民力不困的良材。海州虽小，但人才亦是有一些的，还望东家明察。”
    冯瑜又笑眯眯地将这份名单收入了囊中。自家这个老友确实让人省心，不声不响就干了这么多事情。现在朝廷对整顿吏治、发展贸易还是很上心的（毕竟压力不小），天下各省督抚都在忙这些事情，钦差大臣更是满省乱窜，这个时候谁办得早、办得漂亮，谁就能更快地得到上头的赏识，进而简在帝心，日后飞黄腾达自不在话下。
    随后冯瑜和胡庸又谈了一些有关破除陋规的事情，这同样是朝廷督办的三件大事之一，不得轻忽。而说到这个破除陋规，其实同样是在研究东岸政府的运作之后痛下决心的，当然资金方面的压力同样是重要因素之一。
    以海州某盐场衙门为例，这次上头要求裁减衙门公费五千两，桌饭银三千两，以及一些所谓的查库门包等陋习——说出来可能不信，朝廷官员下去清点各库，还得给管库官吏门包，让人很是无语。再者，各州县官吏对同侪及上官的馈礼，如过节过寿的季规、到任礼程仪等等，可都是从官库中支取的，全国上下加起来可不是什么小数目，足以养一支军队很久了，因此这次也被一并废除，以减小开支。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我大清”现在的财政确实有些紧了，以至于不得不在开源（加税、海贸）的同时，也在想尽一切办法节流。这噶尔丹给满清朝廷脆弱的财政，那是来了重重一击啊，再不想办法的话，怕不是要开始用粮食布帛发饷了，那样朝廷的颜面何存？他们可依稀听说，顺国地盘不大，人口不多，军队却养了二十万以上，朝廷饷银不足，不得不发钞解决。可民间百姓对这种纸钞信心不足，偏偏又不敢拒收，只能被迫咽下苦果，这事一时在北边引为笑谈。
    当年冯瑜在京里当言官时，也就此高谈阔论过一番，认为这是顺逆朝廷丧心病狂、残民以逞的最直接证据。湘、赣、蜀地百姓被剥削压榨得不成人形，日后“我大清”王师南下伐顺的时候，他们怕不是要开城迎降！
    当然冯瑜现在不是言官了。经历了大半年的地方官生涯后，他对经济和财政的认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觉得钱粮确实是一个国家的死生大事。顺逆穷兵黩武，乱发纸钞，固然没有王者气象，但“我大清”花钱也是如流水一般，特别是在大漠战事骤起之后，若不再好好想想办法，尽全力增加朝廷财政收入的话，难道也要学人家发钞掠民吗？冯瑜自认“我大清”是正统，不是顺逆那等造反泥腿子政权可比，断断不能这样了。
    因此，裁汰庸吏、荐举良材、破除陋规这三大举措，他是发自内心地拥护的，也发自内心地认为是朝廷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虽然他的很多同僚们也许不喜欢，因为这很显然动了他们的利益，但形势艰难，大家本就应该同舟共济，这个时候就不要多多计较了，一切以国事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