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省皆用外洋银钱，温州、台州、金华乃至琼、高、雷，无不通行，以至利权外洋，漏卮无底。外洋银钱行销日多一日，即中国纹银之漏卮日甚一日。长此以往，怕是国将不国啊。”1694年6月1日，大明台州府临海县外的一处码头边，几个身穿长衫的读书人正在高谈阔论。
    大明帝国现在虽然已经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破落户了，但政治体制几乎没有太多的改革，读书人依然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依然可以议论朝政，依然可以偷税漏税。唯一改变的，大概就是无法再鄙视武人了，这让他们十分憋屈。没办法，乱世就是如此，你得适应。
    不过，武人地位增高给他们带来的憋屈感总得有个发泄口。这不，比大明武人形象还要差劲的东国人就成了最好的对象。而东岸人的“罪证”也都是现成的：不敬名教、阶级平等（至少远东诸藩名义上是平等了，实际操作不论）、风气堕落、利欲熏心、穷兵黩武，几乎每一条都让大明传统士绅们很不爽，特别是读书人的特权消失殆尽这一点最让他们痛恨。
    于是乎，即便是在南明这么一个极度仰赖东岸才能生存下去的政权内，也有大量抨击东岸的人存在，其中有些人甚至还是体制中人，官位还相当不低，让人诧异。不过东岸人在这方面也比较宽容，对于部分明国体制中人的牢骚他们只当不知道，根本不想管。只要你这个国家的政策仍然没变，仍然紧跟着东岸的指挥棒在走，那么就一切都没问题，随你骂，只要不是闹得太过分，他们才懒得派人过来抓捕所谓的“反东分子”呢——很多反东分子嘴上骂得欢，但身体一般来说都很诚实，与东岸之间的生意做得飞起。
    今天在码头边议论东岸的几位士子都没什么功名，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开喷。只要你喷得准了，喷得到位了，引起别人共鸣了，那就是一个快速扬名的好机会。
    “何止！”另外一位士子接口道：“我听在海门（原海门卫，现已改县）为官的二叔说，他刚刚到县时，县库存款不及五百两，余者一万两皆存于东国票号台湾银行，真是岂有此理。难道我大明各个都是贪渎之辈，以至于需要外国票号来替我们保存银钱了么？”
    话说这位士子说得倒也没错。其实不单单是大明，中国自古以来地方府库就一直面临着很严峻的监守自盗的问题。尤其是管理府库的多是地方胥吏，此辈父子相继，世代为吏者甚多，“家学渊源”，很容易与流官的幕客师爷勾结在一起侵吞公款。只要闹得不太过分，账面上没有太大的亏空的话，朝廷其实是没什么办法的，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温台的鲁王政权继承的是旧体制，当然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东岸人在派出政治、经济、军事三大顾问团帮助他们进行改革后，确立了现代会计及审计制度，并将公款全数存入银行，由第三方监管的原则。这虽然不能杜绝贪污公款的行为，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遏制，让一众贪官污吏们是恨得牙痒痒。
    他们心里不爽，自然就鼓动士绅读书人们攻击这种财务制度，认为将关系国家命脉的钱款交于外人掌控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未来一旦有变，东国人只要冻结了存于其银行的钱款，那么温台各县一下子就会陷入没米下锅的危险状态，届时官府停摆，军队欠饷，采购无钱，真真是要急死人的。
    不过他们的这些攻击也只能停留在嘴炮上了。东岸人要求明国改革的态度是坚决的，存款也是必须的，甚至就连海关都得聘请东岸顾问进行业务指导。些许读书人的牢骚，还动摇不了大局，他们的牢骚，也就只是牢骚罢了。
    东岸人在财政制度上另一项让明国精英士绅阶层不满的，就是改变了中原王朝传统的“量入为出”的理财观念。他们要求明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增大财政开支，大力投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以降低商品物流费用，促进市场繁荣。为此，他们还请了一些被其控制的读书人“水军”，让他们帮忙宣传。而这些水军里面确实也有不少非常给力的，他们总结出的一些理论，如“应省之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本欲埠财必先费财”、“备荒必先费资于平时积谷，防水必先费财于事前筑堤”、“预筹于平时，则一钱得万钱之益，赶办于临时，则万金无一金之效”等等。
    应该说，这些宣传鼓动口号虽然招致了反对者们的极大抨击，但也在客观上刷新了明国官员的理财观念。尤其是东岸人还从传统经典《老子》、《管子》中找出论据，“将欲夺之，必姑予之”、“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些都让一部分思想开明的明国官员大开眼界，进而仔细思考了起来：我大明的落后，难道仅仅是船不坚、炮不利么？是不是在财政制度、官员制度、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全部都落后了？
    事实上，能够有这种比较深入的思考，对东岸人来说就已经很满意了。因为很多中国大陆的士绅，到现在还认为他们仅仅是科技落后呢，以为自己的思想、文化都是先进的，不需要吸收外来的好的东西。当年唐朝鼎盛时，对外国文化可是来者不拒，至今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传统乐器有多少是来自西域？传统食品多少来自西域？家具摆设多少来自外国？不会吸收其他文明长处并加以改进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
    温台的部分官员能够反思，能够接受东岸人提出的改革措施，那么就证明这个国家还有希望。他们的经济现在与东岸深入绑定，只要政府改变以往“量入为出”的小农式理财观念，提高政府开支，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但大大有助于东岸商品的销售（这是东岸人要求其改革的直接动力），其实也有利于明国自身的经济。毕竟，良好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降低商品流通费用，提高效率，对提升经济活跃度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说，现在明国上层的官员多多少少已经认识到了这方面的好处了，财政收入的连年上涨就是明证。浙南不是没有适合出口的商品，以前是路不行，地方关卡壁垒之类的也太多，对商业的遏制比较严重。现在路好了，商品流通快了，成本低了，地方上也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税卡了，商业开始慢慢繁荣，创造的工作岗位也开始增多，人民的现金收入比以前那是高了不少。这些提高了收入的人其实都是现成的消费者，他们反过来又会要求生产更多的商品供他们消费，如此循环下去，工作岗位会越来越多，政府收入也是水涨船高，整个经济会进入一个较为不错的良性循环状态。
    当然现在明国这边的毛病还很多，改革也不是一步到位的，只能说经济在缓慢地向好的方面发展，但要说速度很快、突飞猛进那也是扯淡。但只要有这个趋势就很不错了，至少宁绍、登莱的商品销量逐年增加，这个政府也越来越听话，这就足够了。
    不过东岸国内也有一些人对此提出警告。他们多是一些与中国贸易关系不大的人，他们认为帮助包括鲁王、郑氏、广东、李顺等势力进行改革，固然可以提高东岸商品的市场份额，给国内创造不菲的贸易利润及大量的工作岗位，但长期来看坏处也不少。即一旦这个国家最终完成统一，且进行了深入的现代化改革，那么很可能会慢慢把东岸商品逐出其市场。再然后，弄不好的话，他们还会到国际市场上去与东岸竞争，蚕食东岸的市场份额，最终摧毁东岸的工业。
    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但还是得到了一些立足国内及欧洲市场的人的支持。不过他们的影响力显然也就那样，东岸与中国大陆各势力的贸易额连年创新高，国内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只要不把工业产能转移到这个国家，那么问题就不大，局势就还是可控的。更别说，帮助南方各势力进行改革，提高其动员效率和经济势力，也是让其得以在强大的满清势力威胁下生存的必由之路。满清一旦统一全国，还搞个屁的移民？在这一点上，暂时还没人敢挑战这个政治正确。
    所以，南明政权的改革还将继续，东岸顾问团还将长期活跃在他们的朝野，最终将其打造成东岸商品的倾销地及初级商品的来源地。未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不但温台会继续深入改革，琼、高、雷三个南明白捡的地盘也要进行深入的改革。尤其是有海峡阻隔的琼州府，目前东岸人已经派了一个工作组过去，指导大明太子及其随官们——现在的琼州太子府，就像前明的南京六部一样，官员配套还是比较齐全的——进行改革，发展地方经济。
    琼州这么大一座岛，开发程度却非常低，这对东岸人来说是不能忍受的。更何况，他们还听说岛上有一个储量丰富的铁矿，其他资源也很丰富，这对东岸人主导的远东经济圈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补充，当然不能令其荒废着了。
    他们有理想相信，只要有好的政策、足够的投资、持续的人口流入，那么琼州府未来肯定会成为明国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区。自然的，先期潜伏进来的东岸资本，也可以接着琼州经济的腾飞而大赚特赚，本钱翻个几倍乃至几十倍都是等闲。台湾银行在远东发家，然后携巨量资本高调杀回本土的神迹，可是让不少人为之眼红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