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高岳对皇帝的回答，却有点怨气在内，“陛下，臣岳居于中书门下，实不知洺州刺史元谊和魏博田绪间，竟然有此举动。陛下又让臣岳提出看法，仓促间答复哪能有条理？”
    这说得皇帝默然，高岳说的是实话，因卢杞死后，皇帝没有真正信任过任何位宰相，哪怕是李泌和陆贽，贾耽呢虽然安保相位，可更多也就是备位而已。
    所以天下的情报，皇帝完全是通过大明宫的中官集团，及其下线机构巡城监掌握的，许多情况宰相不知道，当在意料之中。
    不过现在，皇帝还是愿意信任高岳的。
    为了掩饰，皇帝便干咳两下，当着卫次公的面，对高岳保证：“朕的想法，在密诏里都已说清楚，马上对太行山东临洺的戎机，高郎便在金銮殿中和朕一起掌控各路密奏文牒，绝不会对高郎有任何遮掩的。”
    还没等高岳回答，卫次公就举手，慷慨激昂，“请汲公于金銮殿偏殿勾当文书，东学士院、内外枢密使而后皆归汲公统制，并请汲公每五日当值一夜，与陛下密画戎机。”
    “为了早日平定昭义军内讧，臣岳自然领受，然则政事堂那边？”高岳意思是，我若留在金銮殿，那外朝中枢怎么办呢。
    皇帝挥袖，说高郎看如何办，朕便如何办。
    于是高岳思忖会儿，就提出个方案：“朝中现在就任执政的共是一位中书侍郎，两位门下侍郎，和一位尚书仆射。如臣岳在殿中和陛下密画征伐，那么其余三位执政便分押六部，维系国政国计便好。”
    没错，现在高岳已对宰相班子的轮流秉笔制度不满意了，他觉得光是和几位宰相谈什么“民主集中”已不行，你想要当话事人，想要真正摆脱扯皮，很简单，那就是用皇帝的信任，让自己真正拥有当国主政的权力，其他的三位宰相，担当常务工作就行了。
    对此皇帝认可，“以陆贽押吏部、户部，如何？”
    其实皇帝还是非常信任陆九的，便想把最紧要的两个南省衙署给他来。
    但高岳却从大局出发，善意提醒皇帝说：“陆贽素来与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交恶，臣恐其押户部的话，国计军费会因此延误，不妨以陆贽分押吏部、礼部，定朝官的陟罚升降及贡举。户部和刑部，由门下侍郎杜黄裳分押，掌管国计财赋和刑法。至于贾耽则是兵部、工部。六部里的尚书左右丞，为三位执政的佐贰，此外政事堂议事，则继续由三位执政轮流秉笔，若有所不决，则交给陛下仲裁。”
    对此皇帝很快表示了赞同。
    既然皇帝服软，愿意让高岳借“载笔金銮殿”的名目独秉国钧，高岳也退让一步，答应皇帝，征伐临洺时他愿伴在李适身边，处理枢机和戎机。
    就这样，君臣间初步达成了愉快的共识。
    下一步，话题正式转移到了国库和内库方面。
    不过高岳是很精明的，他不会像陆贽那样用长篇宏论，洋洋洒洒，来企图改变皇帝的心思。
    因为他知道，虽然陆贽一直在指责皇帝设置内库之举，可在客观规律上，国库和内库的分离，乃至互相争斗，是不可能避免的事，与其搞东风压倒西风的那一套，不如将其泾渭分明开来，以求互相补益。
    故而高岳不直接谈这方面的话题，而是向皇帝索要权力：“征讨临洺期间，臣请暂领判三司的权力。”
    毕竟出军时，财务必须要整齐划一。
    听到这话，皇帝在心中冷笑声。
    高岳将李适看作需要驯服的狸奴。
    李适又何尝不将高岳目为口是心非的鱼虎？
    两人心中都暗搓搓，都认为自己是主人，对方是理应听话的宠物。
    “高郎之前曾说过，执政为论道决策之官，不应杂以庶务，然如今为何又求检阅账簿、核查钱谷的判三司之权？”皇帝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奚落。
    谁想高岳神色却很认真：“臣岳既从陛下手中取得入阁衡枢的大权，且受诏载笔金銮殿，判东学士院、内外枢密院事，主持征讨元谊的大局，此一时彼一时，军事、钱谷又岂能不过问——待到元谊伏诛后，臣自当将诸般包括判三司的权力交回来。”
    “适才戏言耳，高郎无需在意。”皇帝明白，高岳绝非贪权的人（迫真）。
    接着高岳便借势而上，提出判度支裴延龄，先前在国库内增设别库，巧立名目，将国库里的钱帛充当羡余，塞入陛下的内库里，以娱圣意，可有此事？
    “是有，不过这也不值得高郎大惊小怪，朕大盈琼林两库，哪次没有拿出大批钱财来周济军需？既有用途，又何必问其途径，朕不宣索，地方不进奉，国库也未必能丰盈，也未必能发挥效用，处处拿朕的内库说事，朕心中不服！”果然，皇帝一听到高岳的言语指向内库，顿时有些炸毛。
    李泌这样，陆九这样，朕不想高三你也这样。
    “陛下，大盈琼林两库自然不可废除，播迁奉天的教训不可忘记！”
    谁想到，高岳紧接着这句话，让他浑身像通电般，颤栗个不休。
    殿中，皇帝回头看着高岳，眼中满是被理解的激动，几乎都要落泪。
    不过高岳补充说，然则这两库聚财的名目，却有点不行，请允许臣为陛下言之，加以革新。
    这下皇帝放松了戒备，就许可高岳，“为朕道来。”
    高岳便先提议，天下各道方镇，实则分为四种，一种如魏博天雄军、汴宋宣武军这样的，不管它们对中央态度如何，都不曾将赋税上供，即所谓的“征赋所入，尽留赡军，贯缗尺帛，不入王府”，不过它们也或多或少给朝廷减轻边防压力，如魏博、卢龙一直在防御北地蛮夷，而宣武也始终在保护漕运，故而朝廷收不上来钱，倒也不曾贴钱；还有第二种，那便是韦皋的剑南，和臣先前镇守的兴元凤翔，虽然田土富庶，因边防重要，所以一面要交纳两税，一面也要留下大批钱财用于养军；第三种，即东南、江淮的各镇，又富庶，人户数量又足，承担养军的压力相对也小，向来是朝廷财赋的主要来源地；第四种，即河陇地新设的神策军镇，因新光复的免税政策，所以它们是不可能给朝廷上供赋税的，反倒要朝廷财政贴补。
    然后高岳就说，针对四种方镇不同模式，陛下的内库也应设置不同的模式，争取让弄来的钱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