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汝登写文的同时，陈元藻也没闲着。
    陈元藻家境贫寒但是却是真正的名士，也是一个能上史书的好官。原历史上再过五年他就能考中进士，之后一生都践行着自己的初心：
    他当江西右参政时正好碰上当地水灾，朝廷却正要他征南粮，陈元藻看地方上百姓受灾根本凑不出粮食，为了帮助百姓拖延时间，直接辞职不干。
    但他并非一味的软弱，后来他调任天津，面对上当地有权有势的大户，又刚正不屈，不像其他官员一样把粮税加在穷人头上，而是铁面办事，直接在大户身上榨出了两年的军储。
    崇祯年间他已当到了广东按察使，但为官几十年家里最珍贵的财产就是一套琼州朋友送的丘浚文集，晚年陈元藻辞官回到福建老家，官囊中所得的钱财不过是在家乡修了几间草屋罢了。
    历史上此君一直到九十多岁还有书画产出，不是他有那么高的艺术追求，而是他要卖画卖字以维持生计。
    陈元藻对于世道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他不喜欢参与党派斗争，但同样觉得如今的时局应该改革，并且认为应该为此做些实事。
    他和周汝登谈论了几次《训诂学方法论》，越发理解王文龙想要改革儒学而出书的想法，并且由心同意。
    此时陈元藻身上钱财已空，根本到不了陕西。
    周汝登愿意出钱帮助陈元藻，但他却不愿接受，决心靠自己的本事挣来路费。
    可他的名声在福建还有点作用，放到江南真却是没多少人听过，在南京卖字卖画，怕不要一两个月时间才能凑足费用。
    花了几天时间来读《训诂学方法论》了，陈元藻对于王文龙的思想已然十分推崇，这时他又看见周汝登发表的文章，一拍脑袋，决定也写一篇相关内容，挣点稿费。
    不过陈元藻在文坛上的地位不算高，对于经学的功底也远远不如周汝登那么深厚，写了文章报社也不一定会发表。
    陈元藻只能思来想去找到一个角度，落笔成文后尝试性的送到报社，没想报社还真的采用，并为此给了他一两银子的稿费。
    讨论《训诂学方法论》的文章不少，之所以报社会采用他的文字，因为他写作方向实在太出奇了：
    只看他给这文章起的名字就直到这家伙的脑回路和别人不同——《学训诂学方法论于求工有大益处》
    “近日笔者读王建阳《训诂学方法论》新书，以后学视角观之，以为实在是一本极有作用之文字。
    细读此书，仿若王建阳手把手予以指导，不需远求，于书斋之中便可学会如何做训诂之研究，笔者以为其效果比之从名师而游二三载亦丝毫不差也……
    笔者读书之后便以书中‘以形求义’之法去解楚辞，真发现其中一二难解之字全然可以用形意法解得，现作求解方法如下……
    笔者告此研究结论于海门先生周公汝登，竟得大赞，且邀入南京阳明祠相晤，笔者不过一举子，屡试不第，得此机缘实乃荣幸，若无《训诂学》之助，庶几无可能……
    综上可知，《训诂学方法论》乃是如今求学不得者做研究之捷径。学习此书，便是资质平平者也可入门考据之学，甚而有若干发现，青史留名，亦未可知也1
    陈元藻是吃过苦受过罪的读书人，太了解穷苦文人的想法了。周汝登说的那些什么儒家学派之间的思想斗争固然深刻，但是离大多数考举人都有困难的读书人太远，而这些读书人才是真正的理学根基。
    无论周汝登再怎么想改革儒学，只要四书五经还是科举的要求范本，那么理学就不会倒。想要把王文龙的思想传入这些人心中，用传教方法是不可能的，只有靠因势利导。
    要让更多人去看《训诂学方法论》，与其讨论学术理论，还不如直接告诉他们这本书就是工具书，读了就能找到工作！读了就能挣钱！
    不少底层文人看到陈元藻的文章之后还真专门去买了《训诂学方法论》来研究。
    他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什么攻击程朱理学，而是有训诂学功底的书生自然会有不少高门大户愿意找他们当卿客幕僚，这书若能教会他们做训诂，是真能解决工作问题。
    而发陈元藻文章的报纸也是一份面向穷苦文人的小报，售价都比其他报纸要便宜十文钱，陈元藻的文章十分符合他们的调性，刊登之后果真反响不错。
    陈元藻因此也得到了稿费，王文龙更是因此书籍多了近百部的销量，大家都开心。
    对王文龙《训诂学方法论》的传播起到更大推动力的则是东林大佬丁元荐的评论： 　　 　　“此书真正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之观念，训诂学从此真成一家也。王建阳此书可谓石破天惊，此道可谓高屋建瓴，此人亦是胆识过人、慧眼独具，开宗立派之大名传扬不在今日，而将千古也1
    作为考据学的研究者，丁元荐一年前看到《尚书古文疏证》和《文字断代学讲义》就已到处去推荐，但那两本书都还只是讲考据学的一个方面，甚至其中使用的一些理论放到后世都已经颇为陈旧。
    而《训诂学方法论》则直接是一本后世大学里都在使用的教科书，这部书突然出现在丁元荐面前，几乎就相当于在古人面前放了一部智能机，丁元荐看了此书整整三昼夜，觉都没睡，脑子嗡嗡的，后劲十足。
    丁元荐作为东林党大佬在此时江南文坛之中的影响力非常恐怖。
    这时的东林党正处在名声最佳的阶段：东林书院刚刚建立，东林党人渐渐掌握朝堂舆论，同时又还没有掌握朝局中央，也就没机会有什么抽象操作。
    此时别说文人了，就是普通百姓都以为东林党人是大明天下的救星，丁元荐等人跑到东林书院去开一场会讲到场听讲的人数动辄一两千，东林书院外头都站不下人。
    而此时的丁元荐对《训诂学方法论》如此之推荐，瞬间就使得此书在江南卖到脱销。
    如今但凡有读书人集会，总要拿出此书的内容来谈论两句，广大学子们哪怕是为了跟上潮流也得买一套回家凑面子，实在是家中穷困的就一起凑钱拼着买一套轮流看。
    原本敦古斋以为王文龙的这套书题材艰涩，能够卖出个一千套就了不得了，还是考虑到王文龙的名气这才将第一版的印数加到了两千套，因为印数不高，又采用套色印刷以及插入大量的甲骨图片，所以成本其实也不算低，一套油印书籍的出厂价就开到了二两五钱。
    却没想到此书第一版流传到江南一个多月就卖脱销了。这年代的作者谁在江南有名声，谁就占据了书籍的消费市场，那可远比仅仅在福建出名要挣得多，敦古斋连忙加班加点的赶制。
    《训诂学方法论》第二版开印两千册，半个月就销售一空，一直到第三版，销量才终于减缓下来，总销量最终稳定在五千册上下。
    还没有哪本诸子作品能够有这样的销量，《训诂学方法论》甚至在江南带起了一股训诂学热潮。
    不过训诂学真是一门挺艰深的学问，没有足够的文字学、音韵学功底积累光是看了教材就上岗，情况几乎就和看了中学教材然后便直接上奥数比赛一样。
    但这年代的读书人接触外界消息的渠道太窄，看了一两本医书就认为自己医术通神敢乱给自己开虎狼之药的人都不在少数，更别说做点不疼不痒的训诂学研究了。
    不少看了此书的读者，都觉得自己已经学会了训诂学的研究方法，然后就开始拿起古书考证。
    之后种种“训诂研究”便在市面上流传，有人号称自己通过训诂学重新解读了诗经楚辞、有人号称自己用训诂学方法解完了所有甲骨文、甚至有人号称自己研究训诂学之后破解了河图洛书……河图洛书上连字都没有，也不知他要怎么训出来。
    不过训诂学热潮的出现也代表了明末思想界真正开始重视考据学这一学派，泥沙俱下之中，也有些学者真正通过王文龙的书籍获得了考据学的训练与启蒙，与考据学相关的集社开始出现、一些靠谱的考据学研究也渐渐发表在市面上。
    这些爱好者中有不少通过钻研练习而成长为考据学的骨干。
    而在这一系列研究中，王文龙的《训诂学方法论》无疑有决定性的地位。
    丁元荐的师弟“蕺山先生”刘宗周在自己的《周易古文钞》之中便直言：
    “《训诂学方法论》诚为今之考据学之引领，犹绿洲于沙海，为学子指引前行之路。后世凡做训诂、语源之学，皆静观先生门徒也。其著作独具一格，先行于众，必载青史，流传百世。”
    被丁元荐这群考据学开山鼻祖如此夸奖，王文龙在日后历史上的考据学祖师地位算是彻底坐实了。
    而由于作品的火热王文龙的名气也在快速酦酵。以前王文龙只是个研究者，而此书之后许多人却要自称他的弟子，考据学的门人对于王文龙更是不吝赞美之词，甚至有人直接称他为“阳明之后又一大家”。
    这绝对是过誉了，王阳明在这年代可是可以建祠的人，已经渐渐步入圣人级别，这样的夸奖对王文龙来说几乎是捧杀，好在如此说的人不算多，这称号也没有被大多数人所认可。
    王文龙的名气却因为这些人的吹捧更加流传广布，这股训诂风潮更是渐渐走出江南，一路吹进了京师之中。(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