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现在户部的班底,就是当年方望海在南直隶浙江实行钞关税时候征募的吏员,而各地市舶司系统的官员,基本上都是福州市舶司的顾吏。
而且东南的吏员都是有俸禄的,六级吏员的体系,让吏员也有了升迁的空间。
而工作优异的吏员,同时还能够参加官员的考试,不像是以前那样一辈子都是吏员了。
而且吏员毕竟不用在吵闹的工坊中工作,也不用辛苦的背井离乡,冒着出行的风险去做生意。
这已经是读书人能够选择的比较好的职业了。
在东南扩张的初期,苏泽也在福建、浙江和南直隶办了一些吏员学校,专门培养行政和经济方面的吏员人才。
而本来南直隶、浙江和福建就是科举大省,这三个地方的读书人是最多的,而能够通过进士考试的毕竟是少数,还是有大量的秀才和举人没办法入仕。
这样,成为吏员似乎是一种不错的曲线救国之路。
如果只是这样,那也不过是一件好事,一台国家机器不仅仅需要官员,也需要大量的行政人员。
申时行忧虑的说道:“南直隶、浙江福建的教育最好,吏员学校也是最多,但是竞争也是最激烈的,有的岗位甚至达到了五十个人竞争一个职位,难度要比我们之前参加的县试还大。”
“于是有一部分的读书人,选择到别的府县,乃至于别的省参加吏员考试。”
“尤其是南直隶地区的读书人,江南本来就比较富庶,书院也比较多,如今甚至还有私人性质的书院,专门研究吏员考试的题型,还是专门的卷子汇编印刷出版。”
“我听说苏州府和松江府,还有人专门包下马车,去江北地区甚至江西等地区,专门送人去参加吏员考试。”
“这就导致一些文教比较落后地区的读书人,非常憎恶这些外地人来考当地吏员。”
苏泽想到了穿越前的考公热,果然无论怎么变,都无法改变各地进入体制的热情。
申时行忧虑的说道:“其实这就是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且我东南以海贸立国,这份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
申时行的忧虑也是有道理的。
从财政上看,南直隶、浙江、福建,以及最近崛起的广东,占据了整个东南财赋的近九成。
这个比例就算是放在大明,也是相当夸张的。
南直隶占据明廷税收比例很大,但是也没有形成如此巨大的差距。
仅仅是松江一府,收上来的银子就和江西一省差不多了,而且松江府的财政还在增长中。
而教育,就是当地财政最直接的体现。
只有经济比较好的地区才会大力投资教育,吃饭都吃不饱,就不要说读书了。
苏泽也思考起来。
教育不公平,这只是诸多省份之间不公平的一个方面,也只是舆论最大,读书人最关注的一个方面。
相比于教育不公平,各省之间的发展不公平还有很多。
甚至这也只是发展不公平的表象之一。
在苏泽穿越前,发生的债务问题,才是各地发展不公平的最大地雷。
苏泽想了想说道:“礼部可以在这些内陆地区投资建设一些学校,特别是专门培养吏员的专门学校。”
“那这些前往其他省参加吏员考试的读书人呢?现在江西、广西都有呼声,要求只有本省读书人才能参加本地吏员考试。”
苏泽摇头说道:“这就不必了,竞争是一件好事,而且外地人担任吏员,对于吏治也是好事。”
申时行也点点头,他不由想到了明初南北榜的事件,这就是地域不平衡导致的南北矛盾,在朱元璋时期的集中体现。
朱元璋用杀来压下了问题,又通过强行分榜来解决南北矛盾,但是给后期南北分裂埋下了隐患。
用行政手段干预,最后总有人会不满意,这是历史已经无数次总结的教训。
苏泽说道:“但是这种不平衡恐怕会越来越大,汝默,你觉得地方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原因是什么?”
第504章 发展不平衡矛盾
申时行愣住了。
各地发展不平衡这种事情,古代就有了,而且这个现象在历朝历代都很尖锐,其中一些矛盾甚至搞到王朝快要灭亡的地步。
申时行也是学贯古今的超级卷王,他想了想说道:“其中因为教育不公平而引起的地方歧视,从汉代就开始有了。东汉末年汉中和关东士族歧视西凉士人,多次商议弃凉,最后西凉武人集团崛起,出了一个董卓杀进了长安。”
“东晋北方侨族和南方士族的矛盾更是孙恩起义的暗线,引起整个东晋动荡。”
“到了唐代,安史之乱干脆就是这种地方上矛盾的直接体现。”
苏泽点点头。
申时行举的这些例子,就是地方上的不公平,导致人才无法流入到中枢,大量没有前途的人才投奔地方实力派,最后导致国家动乱的例子。
其中最经典的,就是唐代了。
苏泽说道:“都说大唐最早开始科举制度,实际上大唐的科举制度是远不如明朝的。”
申时行也点点头,大明有千百种不好,但是科举制度确实是在大明一朝才得以完善的,就连东南的选官制度,基本上也都是沿用的大明科举的框架。
唐代属于科举草创阶段,问题实在是太多的。
无论是考前行卷,还是大量的舞弊,大唐科举制度更像是九品中正制度向明代科举制度过渡的产物。
从武周朝开始,对河东士人的歧视,导致大量河东人才无法进入朝廷,最终流向了藩镇节度使,也是安史之乱的重要因素。
苏泽说道:“在古代,经济发展主要就是田产,适宜种田的地方自然就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而有了土地才能有有粮食,有了粮食才能有可以完全脱产的人口读书。”
申时行点点头,这一点已经是共识了。
而中国的粮食产区,也是随着气候和土地资源的开发而逐渐变化。
隋唐富庶的关中地区,随着关中水利设施的老旧和黄土高原过度开发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再加上气候的变化,到了宋代就到了开封地区。
而随着气候变化,粮食主要产区进一步的向南移动。
从元代开始,江南逐步开始成为天下粮食中心。
才有大明江南文教风声。
苏泽说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过在我们东南,经济基础已经变了。”
“除了农业之外,工商也成为地方赋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形成了一部分工商业主的阶层,他们也有能力让子女脱产读书。”
申时行点点头,其实在苏泽造反之前,江南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
工商业主甚至要比地主更富有,而江南发达的经济,也让这些工商业主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在开海之后,这种现象就变得更明显了。
商品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所有人都开始有了分工。
以往的乡下地主,其实日子过得也并不是很好。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买不到的。
在明代以前的时代,一个高级贵族所需要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自己势力范围内生产的。
这一点在《红楼梦》中就有很好的体现。
贾府所需要的东西,都是他们府里田庄产出的,家里的奇珍异宝,也都是家里的铺子或者工坊制造进贡的。
从吃的到用的,贾府很少有东西是外购的,整个贾府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朝贡体系。
所以大部分的乡下土财主,也只能吃自己家田地的产出,偶尔才能从集市上换一些东西。
而想要过上比较丰富的日子,就需要大量的土地,这就不是普通地主能够做到的了。
在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大部分人其实反而过得好了。
只需要赚钱就可以购买到想要的东西,而所有人需要关心的就只有赚钱这么一件事,其余的东西都可以通过交换得到。
分工,沿海地区很多人有了发展自己的时间,而不是将自己都困在乡野的土地上。
就连一些温饱家庭,也开始将孩子送入机械工坊学习成为机械师,将孩子送入算学学校学习算学,让孩子报名参加军校。
最早开放的南直隶、浙江、福建三省,就最早进入到了这种状态。
苏泽说道:“其实江西本来也是科举大省,甚至一度超过福建。”
申时行点点头,江西科举也是很厉害的,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严嵩严阁老,就是从江西卷出来的进士。
“但是农业时代的科举,参与的人再多,也比不上现在的吏员考试。”
申时行也点点头,一个文教很好的县,一届能考出来一两个举人就不错了,而苏泽当年在南平参加乡试,前几届都没人能中举。
一座县城,在家读书参加科举的人,最多也就在只有一百人左右。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松江府下的一个县,算术学堂三个月速成班,只要有些算学基础和识字的都可以报名参加,一年就能培养几百个能写能算的学生。
而这些人,都只是参加户房和工房有关的吏员考试的学生,因为只有这两房吏员考试最侧重于算学。
所以吏员考试开始后,江西本地的读书人不是竞争不过外地人。
而是本地人想要考的都已经考上了!而剩余的岗位都被从三省来的考生占据了。
苏泽说道:“现在已经不同了,如今各地发展,除了农业基础之外,城市的交通、位置、矿产,都是影响整个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申时行点点头,这些确实都是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苏泽话锋一转说道:“但是文教也不完全是经济作用,也是当地文化传统和教育投入有关系,经济也只是客观因素。”
申时行也点头赞同。
苏泽说道:“而且我说的,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并不是各地主观的发展动因。”
主观客观的辩证法,这也是苏泽多次撰写文章发书阐述是过的理论,申时行这些东南的高级官员都研究过。
在影响一个地方的发展因素中,客观的就是自然禀赋和区块位置,这些都是没办法改变的。
但是当地执政主要官员的主观想法,也确实能影响地区发展。
这就是主客观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地方的发展。
申时行在担任教育大臣之前,是松江府的知府。
作为东南发展最迅猛的府,松江府的发展就是这个辩证法的最佳阐释。
比如松江府下的上海县,就是依靠前后几任主官的大力发展,再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从一个不到十万人的小县城,迅速发展成仅次于松江府甲县华亭县的第二大县。
甚至在港口、码头和证券交易中心在上海县建立之后,上海县隐约有超过华亭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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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明肝生活技能 第5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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