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白银集团看来，白银就是一切，其他都是次要的。从美国的整个国家利益来看，在亚洲遏制中国的扩张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利益所在。白银大亨们有意无意的忽视了这个重要问题，竭力表示自己只是一个商人，至于白银拖垮了中国的经济，这也不过是一个商业问题。
    所以当罗杰斯教授在亲临中国现场以后，发表了一些烈的言论，他认为美国的白银政策是一个“不负国际责任”的政策，并且认为“白银集团不久就会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活灵活现的画中小丑。”不过，这位专家有意无意的将两者分开，造成了美国政府无辜的假想。
    其实，要说参议员毕德门一点也不知道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那也是不公平的。1912年初，他就在参议院发表了一篇激烈抨击中国对美国侵略活动，严重地危害了美国在西部的利益的演讲。其激烈的程度，甚至使国务卿赫尔在私下声明毕德门对中国的激烈抨击是同政府没有关系的。
    真的没有关系吗？这就仿佛一个邻居的狗，当这条狗被放出来的大声吼叫的时候，能说这个邻居是无辜的吗，尽管这位邻居一声都没有叫。而恰恰是因为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才让别人听到了这声狗叫！
    所以，毕德门参议员没有意识到，当然也没有人告诉他，正是他的心爱地白银政策激怒了中国人，最后使美国利益受到威胁。
    第二个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白银问题是美国国内地经济问题，但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却是一个政治问题。由于白银涨价。调动了很多国家围绕着中国——当时世界上几乎是唯一用银作为贷币的大国，采取行动，这些行动都直接关系到美国对华政策。
    最令人惊异的是，美国当局对白银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的严重性采取那么冷漠的态度和反覆无常地政策。1910年11月51日，当白银价格猛升时，国务院的经济学家赫伯特费认为罗斯福“对他自己的行动对其他国家带来的冲击，显然漠不关心。”专门研究过罗斯福的新政与白银政策的作家埃瑞斯特认为“总统本人大概还没有弄清楚提高银价对中国的意义。完全不同于提高金价之于美国，两者是截然相反的。”
    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罗斯福在美国地白银政策影响亚洲的国际关系问题上模棱两可的态度，举棋不定的政策，听其自然地做法，都证明赫伯特费的评论不是没有根据的。而这不能不对当时亚洲的时局产生深远地影响。
    在这种微妙的纵容与大胆的冒险互相配合下，一场大洗劫开始了，中国在10年代遭受的，正如美国在1900遭受的一样。是一场空前的大洗劫。因为同样的原因，中国不能指望其他势力来帮忙，实际上，如果这些势力不过来一同洗劫中国。那就谢天谢地了。
    由于美国政府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造成世界银价猛烈上升。自1910年9月以后地半年，美国政府每月平均收购2400万盎斯|月30日为止，整个财政年度收购了29400万盎斯。
    此外还收购了美国银矿中开采出来的3，100盎斯及根据白银国有令收归国有的11，200盎斯。这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投机者与美国政府在抬高银价上面互相竞争的局面。世界银价由美国实行白银国有时的每盎斯50。)分，节节上升，到1911427日最高达81美分（伦敦市场达三十六又四分之一便士）。以后虽略有下降，但一直盘旋在左右。
    世界银价的上涨对中国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少数仅有的几个实行银本位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用银国。从年到1909年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运出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五。
    1909年底上海白银的存货43，934万盎斯）要占这一年产量的二点六九倍）。白银是中国通货的基础，流通的筹码，世界白银价格的上升，自然促使中国银价与汇价的上升。
    但是由于美国的持续收购和国际金融市场投机者的活动，使世界银价上升的速度与幅度远远超过了中国，因此，中外银价的差距越来越大，到1910年10月:斯），所含的白银价格在国外比国内高出四分之一以上。中国白银开始大量外流。
    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马上开始行动，19101015中国政府开征白银出口税
    10%）及平衡税（浮动，最低为差价的1/5，最高为不过这种防范措施只是一种被动防范手段，永远也不能阻止银价的升高。
    到1911年春，国外银价超过国内银1911年3资力雄厚的交通银行在各分行的通函中指出，当时白银出口每千元可获利三百至四百元。利之所在，狂澜难挽，在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白银外流高潮。当时的白银外流与复杂的国际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为了制止白银外流，中国政府虽然三令五申加以制止，但银行因为享有金融融资权，并且对白银出口的暴利特别敏感，所以构成了白银外流的主要渠道。1909年底止上海银行的白银库存是27，570万元，占当时上海白银总库存的70。
    随着世界银价猛涨，银行的白银库存直线下降，到1911年9月只占上海白银总库存的12。+的现象：政府公债价格稳定（华商银行投资的主要对象），而地产价格大跌（银行投资的主要对象）、银行的资财都尽可能转变为白银流向海外去了。
    第二，在1910年中国白银出现了先:7海向香港分散的的两次移动。移动的方向虽然相反，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公开或私运白银出口。这也都是利用金融融资权的结果。1—8月，内地白银大量向上海集中（总计2，969万元），然后又流向海外追逐高价；
    但9月以后，白银流向突然转变，从9月到12，港达8897万元，比1909年内地流向上海的全年总额（8，189万元）还要多。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政府10月开征了白银出口税，白银开始流向香港，此时的香港虽然回归中国，不过赵刚曾经艺术米那形式保证过，香港的政权形式一百年不变。现在，这个缺口导致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尽管中国政府认为这一猖獗的白银走私情况“实属骇人听闻，也无可奈何，因为从目前的形势看来，中国政府奈何他不得；甚至对处理谁，依靠谁都茫然不知。
    1911年52日。v|50，虽将人财一并移交给当地海关，但是在当时人声称，携带银元是为了购物，并出示了相关证据之后，海关不得不尴尬的将人放出来，之后还被告上了法庭，并被判决“不得再有此类事情发生。”
    当时的铁道部长顾孟余向行政院抱怨说，遇到这一类事“发还白银则有违部令，扣存恐引起纠纷。”真是进退两难，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白银大量外流。这一情况反映了当时中国金融法立法的极度匮乏。
    在中国白银大量走私出口的同时，中国输往伦敦和纽约的白银猛烈地增加了。若以1909年中国白银的净出口额（7，7557，468）为基数，1911年的白银净出口增加了29倍（225，334，664）。同时期，在总额中输往英国的白银净出口增加了29倍，输往美国的增加了71倍。
    这个势头一直持续到1912年才有所|家，1909年国内仅生产白银8037，277，1910以后，白银净出口额竟以几十倍的幅度增加，这是一个很异常的现象。美国财政部长摩根财团在1911年11月8的日记中写道：
    “在过去三四年间中国每年白银出口只在六百万至九百万盎斯之间。而1911年头九个月，他们却输出了六千万盎斯。这些白银只可能是由中国走私的。”他认为中国人是在中国银行每盎40。:分与世银价65美分之间投机牟利。
    摩根财团的评论只对了一半。中国白银出口的猛增（1910—年）肯定是在中国有组织的大量走私的结果，这是对的。但若认为中国银行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投机牟利，那就不完全了。
    很显然，中国银行的这一行动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是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因为在一度严查走私的情况下，中国的正常出口的白银仍然数额巨大，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说，正常出口的白银这个时候是无利可图的，可是即便如此，中国银行仍然大量出口白银，这就引起了廉政公署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