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皇帝”这是不久前美国人所作的预言，许多人疑，但局势的发展比预想的还要快。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赵刚实在没有想到，自己的好心竟然让很多人有了其他的想法。
    1902年夏季的北京，政局开始出现>。“西方思想不适于中国国情”之类的流言便不胫而走，哄传一时，而且很快传播到海内外。社会上的流言遍地都是，赵刚有口难言，甚是苦闷。
    不但如此，各省要员陆续进京觐见。赵刚屡次发文禁止，皆不能制止。这些大员进京之后言语见多由此开篇：“外间均谓共和不宜于中国，汝意以为如何？”除少数拥护共和之意外，大都表示非改变国体不可。
    吴俊升在东北将领中辈份最老，也被卷进了这股潮流之中，也积极向赵刚劝进。发电询问道：“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
    赵刚哭笑不得，答道：“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有两个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这个却是将我国民群众看得小了，向我国民群众拥有大智慧，这点小小的政体自然不会难道的；
    第二，有人说前不久儒学思想与西方思想大辩论，我亲自参加，并且极力论证儒教先进行。推测为相复辟帝制，这真是奇思怪想。我中华文明千年以来方成儒教，即便是改也要在儒教基础上改，断然不能拿了西方思想直接用的。这与抵制恢复毫无关系。”
    看吴俊升半信半疑，赵刚又解释道；
    “你我都是自家人，我地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然而综观历朝历代。虎父犬子何其多也，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更何况，天下苍生何苦，需要将一独夫供得高高在上，世代受人压迫，我心里也不安地。“
    吴俊升点头道：
    “是啊，现在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中国现在如日中天，天命所归，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
    袁勃然变色道：
    “什么话！我有权有钱，有人有兵，倘有人再逼我。把我放在火上烤，我就把那个人抓过来，让他做皇帝，尝尝皇帝的滋味，我正好从此不问国事。”
    赵刚喜用权术，有很高的表演才能，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以致与他长期相处的心腹大将也不是都能猜到他的心意。
    吴俊升本来是赞成赵刚自立为帝地，这几年赵刚喜用权术，吴俊升虽然与他长期相处也不是都能猜到他的心意。劝进无效之后，看到赵刚不肯做皇帝的谈话后，并不太相信，不过既然赵刚依然表明态度，吴俊升自然犯不着再问。
    不过这不表明就没有人就这个问题向赵刚咨询。国学大师严复见“国体问题已类骑虎”曾给赵刚写过一封信，说：
    “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之心，长苻之志。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奸雄之结局。”
    他恳切要求赵刚
    赵刚看到这封信，苦笑着回了一封信
    “有称帝之心，无称帝之胆。有称帝之想，无称帝之力。当今世界，只有一人奉万民，绝无万民奉一人之理。英吉利国王伊丽莎白曾经说过：“我把一生献给了我唯一的爱人-大英帝国”:可言帝。弟驽钝，自谓做不到如此，不敢带此枷锁。”
    这个答复让严复有些纳闷，就亲自前往总统府，试图探听帝制的准确消息。两人畅谈一完之后，严复认为将改行帝制的事或许近期不会发生。
    但为时未久，83日，政府机关报亚细亚晨报发表文章，题目是共和与君主论，柏林日报（811日）和伦敦泰晤士报（9月9日）都先后转载了。
    其后的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作者卡诺里，极力主张改变总统制，建立“稳固强硬之政府。”卡诺里在泰晤士报上连续发表了中国的议会、在中国的改革等文章，竭力为帝制辩护。
    当赵刚要称帝地消息传到美国时，他于19027月赶到北京，在一个自称是赵刚秘密系统的人要求下。他开始准备一个文件，论述民主和君主政体哪一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
    卡诺里按照他一贯的观点，很快地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鼓吹实行君主制。他说：“中国数千年以来，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
    他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他地结论是：
    “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这篇文章几乎把赵刚逼到了无法后退的地步，赵刚自然大怒，马上命令人员彻底查清，到底是那个混蛋敢冒自己名字。然而，清查到后来，结果让赵刚颇感无力。这个幕后主使人竟然是自己的老婆，受指使的部门就是侦缉营。
    这样地结果就算是赵刚公布出来，估计有不会有人相信，只会认为是赵刚的苦肉之计，起不到任何效果，赵刚只能放弃这一打算。不过，调整侦缉营的念头就此产生了，一个不能自律，又不受法律约束的部门是可怕的，必须消除这一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