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先验地定义为弱者。她们的体力、才能乃至品德都被认为是不及男性的，除了呆在家里完成上帝赋予的繁衍人类自身的任务之外，再就是服侍男人——父亲、丈夫和儿子，以便让他们更好地在家庭之外完成自己的使命。男人垄断了政治这个专利，让女人远远走开。
    男人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这话相当流行，初听起来也很有道理。然而对于我等普通的芸芸众女来说，这话更像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愿意相信，而事实却让我们无法相信。我并不是说事实上没有女人做到这一点。相反，在历史上留下名来的女人往往靠的就是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的：吕雉、武则天、慈禧这样事实或名义上的女皇帝，妲己、褒姒、杨玉环这样的妃嫔，西施、貂禅、李师师这样的下层女子，哪一个能例外？但是，她们真的征服了男人吗？对于具体的男人的征服也值得怀疑，更不用说征服那个完全属于男人的社会了。站在另外的角度看，她们不是征服了男人，而是向男人屈服，用屈服换来了更多的现实利益。这个道理其实很浅显。在男权社会里，女人除了向男人示好，取得其欢心，还能有什么方法能得到生存乃至发展的权利和可能？
    不管怎么说，用“征服”这个词赋予了女人生存的意义，能让我们听起来更舒服些，所以我们继续沿用这一词。那么女人如何征服男人？传统方式，也是最根本的，当然是美色。比如漂亮的脸蛋，窈窕的身姿，魅惑的表情，再加上虔诚的崇拜，贴心的关爱等等。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名来的女人无一不是这些方面的姣姣者。丑女出名的也有，比如黄帝妃嫫母，齐宣王的皇后钟无盐，诸葛亮妻黄氏等。然而如果丈夫寂寂无名，谁又会记得她们？她们颠覆的是“好男娶美女”的惯例，而不是男权主义。而且出名的丑女比起出名的美女来，那数量的差距可不是以道里计的。
    西方有谚语云：“当女人的美眸被泪水蒙住时，看不清楚的是男人。”眼泪常常是女人用来征服男人的工具。在泪水汪汪的女人面前，男人意识到了自己的强大，意识到自己地位的不可动摇，不可缺少；稍作让步或者进一步满足女人的要求不会危及自己的利益，反而更加巩固自己在女人心中的地位。这样看起来似乎每个女人都能用眼泪征服世界似的，其实不然。对于普通女人来说，征服男人也许比较容易，但要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难度就几乎等同于徒手上天了。只有那些处于权力中心的男人身边的女人们，才有可能运用种种手段影响男人，从而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历史。她们中的一些人将眼泪运用得如此完美，以致让我们惊讶于眼泪的力量。当然，通常仅仅有眼泪是不够的。如果一个女人对于男人不是足够重要，那么“梨花带雨”所激发的天然的同情心、对悲哀美的爱和欣赏，都不足以让男人改变政治上的重大决定。比如左传僖公四年里写骊姬将太子申生献给父亲晋献公的祭肉“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后“姬泣曰：‘贼由大子’”太子申生的死就已经注定了。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汉高祖刘邦身上。史记吕后本纪里说：“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这使得刘邦开始着手废立太子，众多大臣的反对也无法让他改变主意，虽然最终由于张良帮助太子请来了商山四皓而作罢。留侯世家里又说，黥布反叛的时候，刘邦已经病得不轻，本来想让太子率兵去平叛，吕后怕太子打了败仗会彻底失去本已岌岌可危的太子地位，就按照商山四皓的建议“承间为上泣涕而言”最后刘邦还是带着病御驾亲征。这三位女人的哭泣有一个一致的目的：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王权的继承人，然后母以子贵，使自己在王室中的地位得到有力的巩固。两相比较，在这样的斗争中，儿子获得的利益显然要高过母亲。母亲只不过是在男人为自己的利益而搏弈过程中的被利用者，自觉自愿，因为可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也有像吕后、武则天那样的女强人，动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哭戏”排除千难万险，登上权力的顶峰。可最终免不了自愿不自愿地又把权力还给男人。男人生来就是政治动物，女人哪能玩得过男人？
    六韬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兵书，相传为姜太公所作。在文伐一章里，太公给文王教了十二招用“文攻”战胜敌人的方法，最后一条就是：“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上察而与天下图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俗称“美女计”西施和王昭君就是这样的“计中美人”她们和“良犬马”一样，被男人作为政治工具赠送给敌人或盟友，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者品。在史官们的宏大叙事中，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她们的牺牲所换来的巨大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而她们个人内心的悲哀、痛苦、屈辱、绝望，都被轻易地化作历史深处的一团烟雾，渐渐淡开，以至于无。如今我们无法知道，这些身负着沉重的政治使命的女人，在人前人后，流过多少泪水，其中有多少酸楚，又有多少苦心积虑的表演或欺骗。
    在正史中，作为政治牺牲品的女子多到不可胜数，大多数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来。倒是三国演义中虚构的貂禅为我们演示了女人怎样在男人的操纵下用眼泪作为工具来进行政治斗争。王允将貂婵许与董卓的干儿子吕布后，又将其送与董卓。吕布知道后，大怒：
    “潜入卓卧房后窥探。时貂蝉起于窗下梳头，忽见窗外池中照一人影，极长大，头戴束发冠；偷眼视之，正是吕布。貂蝉故蹙双眉，做忧愁不乐之态，复以香罗频拭眼泪。吕布窥视良久，乃出；少顷，又入。”
    “董卓自纳貂蝉后，为色所迷，月余不出理事。卓偶染小疾，貂蝉衣不解带，曲意逢迎，卓心意喜。吕布入内问安，正值卓睡。貂蝉于床后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又以手指董卓，挥泪不止。布心如碎。”
    “布提戟径往，立于亭下曲栏之傍。良久，见貂蝉分花拂柳而来，果然如月宫仙子，泣谓布曰：‘我虽非王司徒亲女，然待之如已出。自见将军，许侍箕帚。妾已生平愿足。谁想太师起不良之心，将妾淫污，妾恨不即死；止因未与将军一诀，故且忍辱偷生。今幸得见，妾愿毕矣！此身已污，不得复事英雄；愿死于君前，以明妾志！’言讫，手攀曲栏，望荷花池便跳。吕布慌忙抱住，泣曰：‘我知汝心久矣！只恨不能共语！’貂蝉手扯布曰：‘妾今生不能与君为妻，愿相期于来世。’布曰：‘我今生不能以汝为妻，非英雄也！’蝉曰：‘妾度日如年，愿君怜而救之。’布曰：‘我今偷空而来，恐老贼见疑，必当速去。’蝉牵其衣曰：‘君如此惧怕老贼，妾身无见天日之期矣！’布立住曰：‘容我徐图良策。’语罢，提戟欲去。貂蝉曰：‘妾在深闺，闻将军之名，如雷灌耳，以为当世一人而已；谁想反受他人之制乎！’言讫，泪下如雨。布羞惭满面，重复倚戟，回身搂抱貂蝉，用好言安慰。两个偎偎倚倚，不忍相离。”
    王允的美人计干净利落，罗贯中的文字委曲尽意，这出戏显得格外逼真。以前看三国，只知道“三顾茅庐”的层层铺垫、悬念迭出“赤壁之战”的波谲云诡、大气磅礴，却不知罗氏在这等儿女情态的细枝末节上也是极精明的。貂蝉的四次哭泣，与其说是激起了吕布的爱怜之情，不如说是激起了他的夺妻之恨。在男人的心目中，夺去他的女人无疑是对他人格尊严和能力的极度蔑视，至于他爱不爱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对他有多重要，这个女人爱不爱他，都是次而又次的问题了。这和群居动物中雄性动物首领不惜一切代价独占群中所有雌性动物、以保证后代血统的纯洁性并无二样。貂婵的聪明在于利用了男人的这个心理耍了男人。她用自己的美貌和眼泪做武器，再配合运用欲死明志法、激将法，不单是吕布，换哪个英雄恐怕也难过这美人关的，不英雄的就更不用说了。董卓就是一个证明。发现吕布和貂婵在凤仪亭密会后，董卓大怒，欲杀吕布，其婿李儒考虑正当用人之际，建议做个顺水人情，索性把貂婵送与吕布，以换取其忠心。且看貂婵的再一次的精彩哭戏：
    卓入后堂，唤貂蝉问曰：“汝何与吕布私通耶？”蝉泣曰：“妾在后园看花，吕布突至。妾方惊避，布曰：‘我乃太师之子，何必相避？’提戟赶妾至凤仪亭。妾见其心不良，恐为所逼，欲投荷池自尽，却被这厮抱住。正在生死之间，得太师来，救了性命。”董卓曰：“我今将汝赐与吕布，何如？”貂蝉大惊，哭曰：“妾身已事贵人，今忽欲下赐家奴，妾宁死不辱！”遂掣壁间宝剑欲自刎。卓慌夺剑拥抱曰：“吾戏汝！”貂蝉倒于卓怀，掩面大哭曰：“此必李儒之计也！儒与布交厚，故设此计；却不顾惜太师体面与贱妾性命。妾当生噬其肉！”卓曰：“吾安忍舍汝耶？”蝉曰：“虽蒙太师怜爱，但恐此处不宜久居，必被吕布所害。”卓曰：“吾明日和你归郿坞去，同受快乐，慎勿忧疑。”蝉方收泪拜谢。
    请注意，这里是一“泣”一“哭”一“掩面大哭”与在吕布面前的“拭泪”、“挥泪”、“泣”、“泪下如雨”不尽相同。在吕布面前做戏必须有所节制。一是因为哭得太张扬，万一被他人发现，报告了董卓，会给吕布带来杀身之祸。吕布很清楚这一点，戏太过就会引起吕布的疑心或者反感。二是貂婵知道吕布是喜欢她的，无声的泪水足够激发他的夺妻之恨。三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对吕布这样长得漂亮又武艺高强的白脸小将，貂婵哪能一点凡心不动？如果没有一点爱情，貂婵的戏怎么会演得如此主动，如此逼真？爱情刚刚萌动的时候，人总是羞于把这种感情赤裸裸地暴露给他人，哪怕是心仪的情人也不例外。对于董卓这样的粗笨之人就不一样了。由“泣”引发的怜爱之情只是铺垫。“哭”和“大哭”表面看来情绪更加强烈，仔细体会，会发现其实加强的只是表演成分。她对董卓没有丝毫的爱，又深知董卓对自己的依赖，于是就毫无顾忌地撒泼耍赖了。可怜董卓这等奸猾之人，被爱蒙了眼睛，也只能像个低能的父亲一样，听任小孩子的摆布了。
    于是，吕布按着王允的布置，一步步逼向董卓，最终完成了刺杀董卓的任务，与貂蝉结为眷属。试想，如果貂蝉没有这样出神入化的哭戏功夫，即使是满身狐媚，即使是巧舌如簧，又怎么能收到如此完美的效果。然而她真的爱吕布吗？她以后的生活幸福吗？没有人关心。在这场赌局中，董卓输掉了性命；吕布赢得了美人，摆脱了董卓的控制；王允除掉了权奸，赢得了忠臣的美名，如果不是后来的形势发生变化，他完全可能成为东汉朝廷中数一数二的权臣。而貂婵呢？报了义父王允的养育之恩，得到了差强人意的爱情，然后政治还是和她永远地绝缘了。她和西施、昭君一样，只不过是一个下层的女子，在一场政治赌局里，身不由己地押上了自己的青春、幸福和生命，赌自己命运的改变罢了。真正的输赢，也许只有她们自己知道吧。
    妇女儿童是弱势群体。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受到的伤害会比男人大得多，而自救能力又相对弱小甚至完全缺乏。所以现代媒体在报道自然灾害、饥荒和战争的时候，妇女儿童是一类很重要的题材。近几年的普利策新闻摄影奖中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妇女儿童的。2005年获奖作品中，有一幅是在巴格达的停尸房中，一位母亲抱着在自杀式爆炸中死去的儿子痛哭。还有一幅是一位伊拉克妇女在爆发虐囚丑闻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外哭号，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获释。2006年获奖作品中，有三幅：一位在飓风中因为和儿子失去联系的黑人母亲脸上挂着泪水，满脸悲痛和焦急；美军少尉凯西在一次爆炸中被炸成碎片，他的妻子凯瑟林伏在遗体上悲痛欲绝；看着丈夫的棺木覆盖上国旗，她满脸泪水，无力地依靠在一个士兵身上。这伤心的泪水，展示了战争和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从而激发人们的天然同情心，更激起人对这一切的思考。思考之后，便会有行动。这就或微或显地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现实。
    古代社会虽然没有报纸、电视等媒体，但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群仍然可以通过言论来批评朝廷，使其能“观风俗，知得失”从而改进政治。文化不高的劳动阶层会利用歌谣、传说故事等口头文学形式来渲泄情绪、表达意愿，而知识阶层则利用开馆授徒、著书立说等方式，且更注重理性地推广自己的思想观点。这种间接干预朝政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但却常常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唯一能选择的方式。
    汉乐府民歌中有两首值得注意。一是妇病行：“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当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一位久病的妇人临终的时候，最放不下的是几个幼小的孩子，她叮嘱丈夫要让孩子吃饱穿暖，孩子犯了错不要打。可是，恐怕她自己也不敢相信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家里实在太穷了，自己的病花了不少钱，又不能帮丈夫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她哀痛而又愧疚，眼泪禁不住扑嗽嗽地流下来。这和下文写丈夫在去市场给孩子买吃的路上遇到朋友后“泣坐不能起”、朋友知道他的处境后“对交啼泣，泪不可止”的细节描写相辉映，表达出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无限的辛酸和悲哀。另一首是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丈夫面对贫穷，忍无可忍，拔剑而起，铤而走险。妻子哭着拉住他的衣服，说自己并不嫌弃他贫穷，愿意和他一起吃糠咽菜，担心他的冒险会给幼小的孩子带来祸害。感情诚挚而朴素。这首诗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舍中儿母牵衣啼”改为“儿女牵衣啼”；“下当用此黄口儿”后加上了“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行！吾去为迟，平慎行，望君归”其感染性远不如原辞。原因在于女主人公不再是一位贤德、深情而且胆小怕事的贫家女子，而成了封建仁义道德的化身，粉饰太平，反对抗争，言语空洞而面目苍白，因而连发自内心的眼泪都没有了。时至今日，许多文艺作品中的男子都被定义为改革的、敢于反抗的、勇于行动的，而女子则被定义为阻碍改革的、逆来顺受的、怯于行动的，由此可见端倪。
    汉乐府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贫苦民众生活状态的关注，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文人的心理结构，关心人民疾苦，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用底层妇女的眼泪来折射社会的穷困、不公以及冷漠，也是文人常用的方法。比如：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王粲七哀诗
    乳燕入巢笋成竹，谁家二女种新谷。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娶嫂。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头巾掩面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唯见土。疏通畦陇防乱苗，整顿沟塍待时雨。日正南冈下饷归，可怜朝雉扰惊飞。东邻西舍花发尽，共惜馀芳泪满衣。——戴叔伦女耕田行
    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郡吏来何暴，官家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种去携杖。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梅尧臣汝坟贫女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张俞蚕妇
    虽然我们无法确知这样的诗歌在统治者的心里激起怎样的波澜，不能高估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但谁又能否认它们对作为政治政策的执行者、批评者（谏官）和部分决策者的士大夫的心理影响？在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白居易“惟歌生民病，但得天子知”、张养浩“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这些诗句中，所流淌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影响是潜在的，间接的，无法确指的。
    民间传说则以孟姜女的故事为代表。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孟姜女故事作品。但其主要情节内容并未有太大变化。孟姜女千里迢迢来到长城下寻找在此修城的丈夫，却被告知丈夫已死，尸体筑入城中。孟姜女顿时泪如泉涌，大放悲声。在这撕心裂肺的号哭声中，万里长城轰然倒塌，孟姜女找到丈夫的尸骸，带回家安葬。有人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性别—政治’战争，而且是女性一方为数不多的胜利中最辉煌的一次”（张闳孟姜女：水与土的战争，2004年2月12日南方周末）。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个故事中的男性话语是明显的。男女身份悬殊，大家闺秀只因为被逃亡者看见身体或身体的某一部位而逼嫁；只看到女人以男人为中心，为男人做这做那，男人的面目却模糊不清；女人最终为男人殉节而死。全部故事本质其实只是下层男人一厢情愿的一场春梦。在现实中残暴的王权面前，下层男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抗争的勇气，彻底绝望，可是又不甘心，需要制造出一种胜利的可能，哪怕是虚幻的，用来支撑自己卑微的生命。
    文人也会讲故事。礼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贡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于虎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
    这则故事在论语中并没有相关记载，无法考证其真伪。但中国文人学会虚构故事要到唐代写传奇的时候。小时候写作文，老师总是再三强调：“要写真实的人和事，不能瞎编。”我就常常纳闷：为什么安徒生、格林、蒲松龄他们可以瞎编，我们就不行？现在想来，这样的写作训练不知把多少安徒生、格林、蒲松龄扼杀在摇篮之中了。礼记时代的写作原则也应该是如此求真的。那时又没有“有偿写作”写作全出自责任和兴趣；人们对名人的八卦新闻似乎也不怎么感兴趣，作者缺乏瞎编的动力。所以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是相当高的。孔子到哪儿也不受待见，自然是满腹牢骚了。他批评政治的方法应该说不是太笨，但也还属老实人说老实话之列，和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里孟子的逢迎取巧、战国策庄辛说楚襄王里庄辛的夸夸其词一比就可以知道。夫子让受苦的劳动妇女现身说法，絮絮叨叨哭诉自己的苦难生活，等于将确凿的证据摆在世人面前，更容易激起人们的同情和愤慨。然后就势用一句简洁的概括“苛政猛于虎也”完成了四两拨千斤的壮举，要言不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夫子对于这个可怜的妇人，没有只言片语的同情和安慰，他所关心的唯一对象只是“政”妇人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充当了批评“苛政”的“人证”而已。在这里，也许是受文章的说理目的的制约吧，女性及其眼泪的工具意义远比在民间话语和下层文人话语中要强烈。后来柳宗元将这个故事敷衍成了另外一个版本，捕蛇者说。害人者由虎变成蛇，控诉者由女变成男，篇幅也增加了三四倍。捕蛇的蒋氏也“大戚，汪然出涕”可除了更加现实和真实之外，感动人的力量并没有增加。这是为什么呢？请注意，那位妇人是“哭于墓”不是不出声的“泣”也不是小声的“啼”而是大声地哭。现在乡下的妇人受了委屈之后，也还是跪在亲人，尤其是丈夫的墓前，大放悲声。哭得有腔有调，还有一套说辞，诉说自己的无依无靠，埋怨亲人的先行离去，连过路人也会听得心酸不已的。想来这位妇人“哭于墓”的情形应该类似于此。我小时候最怕和父母一起去别人家吊丧。往往是还没进人家门，听见那些妇人们哀哀的哭调，我的眼泪就先掉下来了。相比之下，蒋氏这个男人在陌生人面前的“汪然出涕”总给人怪怪的、有点不那么自然的感觉，以情动人就更谈不上了。他比那个妇人更像一个说理的工具。
    时至今日，尽管女性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未能摆脱作为工具的命运：政治工具，性欲工具，生育工具，她们的泪水是苦涩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带着自信或者魅惑，柔媚或者亲切的笑容，走上了选美的展台，走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走进了各种各样的商业广告中。当她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被人们欣赏、评论并用来获得商业收益的时候，我不知道她们和商品、消费品、工具还有什么区别？当美女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标准，一种经济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却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