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哇的开发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些问题需要解决。”朱翊钧提醒着大明的臣工们，不要盲目乐观，他十分肯定的说道：“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疟疾。”
    大明为何在占领了云南之后，始终以三宣六慰的方式统治着广袤的中南半岛？因为再往南，蚊子会吃人。
    感染了疟原虫的雌蚊会在叮咬人的时候，将疟原虫传染给人类，疟原虫会钻到人的肝脏之中，繁衍生息，只有发展壮大之后，才会侵入血液，往往到了病发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甚至是药石难医，因为人已经开始打摆子了，就是高烧不退。
    高烧不退，是免疫细胞在跟疟原虫进行殊死搏斗，只能依靠个人的素质进行硬抗了。
    最关键的是疟原虫是寄生虫病，而不是病毒，免疫系统不能形成抗体，也就是只要不脱离环境，就会数次感染，一年之内能够感染数十次，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在这个年代，几乎无解。
    天花染一次，一辈子不会再染，但这疟疾不是，只要蚊子叮咬，就会发生。
    苦蒿，的确是对症的良药，但用的苦蒿，现在是来自云南的稀少草药，而且解刳院的大医官们，也在研究如何抗疟，单纯的苦蒿草熬汤，根本没办法对重症患者有效，甚至连轻症都难，苦蒿也是需要医官炮制的，而且解刳院大医官用了白酒，才算是略微有些用处。
    而酒又是极为奢侈的，从粮食发酵而来。
    苦蒿草的有效成分，对温度要求也非常敏锐，高一点就会破坏有效成分，低一点就会无法炮制成功，这可是个这个年代高精尖的技术活儿，苦蒿的确能抗疟，但这是少数医官才能切实掌握的医术。
    在任何年代，医疗都是一种昂贵的、稀缺的社会资源。
    “确实，不能盲目乐观。”张居正最先冷静了下来，热带雨林真的那么好征服的话，西南早就没有了祸患，在热带雨林生存，的确是个巨大的考验，如何开发爪哇，需要在实践中慢慢探索。
    爪哇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种地，水稻、玉米、木薯、花生、棉花、甘蔗、椰子、咖啡、茶叶、油棕榈等等，无论是主粮还是经济作物，只要开发出来，就是良田。
    现在，大明在爪哇拥有了良田万顷，只要大明不放弃开海战略，开发爪哇，对于大明而言，并不是一个太过于困难的问题。
    困难，在前进的过程中，能够一点点的去解决。
    “朕以为，当下大明的开海战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至于贱儒们鼓噪的那些抢劫的风力舆论，朕还是坚持，抢不如种，抢能抢多少？有今天没明天，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会当落草为寇。”朱翊钧谈到了一个问题，大明开拓的主要思路，还是种，也就是开拓经营，开辟种植园，垦荒良田，顺便在富矿地区开矿。
    比较简陋的一种开发方式，但也好过于抢。
    最近两京大思辨的舆论场上，蔓延了一种风力，就是大明开海应该鼓励抢劫，反正有英格兰混蛋已经颁布私掠许可证了。
    也就是费利佩二世利用海寇攻破伦敦的消息，还没传到大明，否则这些贱儒们，就说不出来这种话了。
    海寇是寇，有奶就是娘，今天帮英格兰，明天就能因为利益帮助西班牙，利益捆绑是最牢固的关系，同样也是最松散的关系。
    这种风力的蔓延，根源是因为西班牙、葡萄牙、尼德兰、英格兰开海掠夺，不劳而获，赚的太多了，大明这种保守的开海战略，是大明海外利益的重大损失。
    开海，睁眼看世界，原来还能如此没有任何道德负担的原始积累，着实是让人大开眼界。
    大明官僚羡慕泰西的政治生态，实在是太自由了，而大明的势要豪右、海商们羡慕这些泰西人，不劳而获，是朝廷的强约束，导致他们在海外抢不到。
    “委屈死他们得了！自己不争气，事事怪朝廷！”王崇古愤愤不平的说道：“自己什么德行，自己不清楚？大明水师到不了的地方，大明的商船都不肯去，在外面受点欺负，就找朝廷哭诉做主，朝廷是他爹还是他妈？现在又怪朝廷不给他们足够的自由，去海外掠夺。”
    “给他们机会，他们抢得过人家泰西的商贾吗？不中用的东西。”
    晋商是有这个底气骂开海商人的。
    晋商能把鞑靼女子变成大同婆娘行销全国；晋商能放高利贷，把草原人放破防，三娘子跑到皇帝面前告状，希望晋商能收敛一些；晋商入关为商，出关为匪，就这几点，大明沿海海商，没一个能做到。
    晋商世家出身的王崇古是看不起这东南沿海的商贾的，在他看来，海商是对外抢不过，只好对内压迫，这里面主要还是利益争夺，开海厚利，晋商插不进去手，只能通过跟随陛下开海投资，分一杯羹。
    “次辅消消气，消消气，这些个贱儒们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至少有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做海贸生意，绝对不能太过于良善。”张居正到是不觉得这种风力舆论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明做海贸生意，总想着大家都体面，但其实在海贸博弈之中，善良等于好欺负。
    这种风力舆论之下，至少大明商贾出去了，对这些海外的蛮夷有一种基本的警惕之心，这是最好的结果。
    改变战略是不可能改变的，主要大明种的收益远比抢来的要高，而且更加稳定，让大明放弃延续了几千年的经营思维，去抢劫，大明也很难做到。
    泰西有泰西的国情，大明有大明的国情。
    “其实臣最近关注到这舆论场上，出现的一股风力舆论，倒是值得留意，这都是臣的错，臣就不该著这矛盾说出来。”张居正十分懊恼的说道，他有些后悔了，当年被小皇帝大锤小锤抡了半天，搞出了矛盾说。
    王崇古一听这个话题，立刻马上就选择了闭嘴，甚至只顾着低头喝茶，大明随陛下南巡的朝臣们，喝茶的喝茶，打盹的打盹，甚至连戚继光都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眼神在躲避。
    显然在所有人看来，这是个不能触碰的话题。
    南衙有一本杂报，详细的剖析了矛盾说，最终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矛盾说是反贼言论，张居正不忠不孝，是国之佞臣。
    关键是其逻辑之完整，论证的严丝合缝，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缺陷，结论完全正确。
    张居正就是不忠不孝的反贼，他甚至自己都认可，并且悔恨这矛盾说的横空出世。
    朱翊钧十分平静的说道：“那文章，朕看了，说的很有道理，但他倒果为因的本事，朕登基十三年，就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人物。”
    此言一出，臣工们看向皇帝的表情都有点绷不住了，皇帝真的是把贱儒那一套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学了去！
    这篇影响极为广泛的对矛盾说的批评社论，朝臣都看了，戚继光也看了，连张居正都认可文章对自己的批评了，当着皇帝的面，承认自己是个反贼了。
    陛下居然说别人在倒果为因？到底是谁在倒果为因？！
    这篇社论，主要就是一个观点：矛盾说完全瓦解了天命说，矛盾说能够解决社会矛盾，砍势要豪右很灵，砍你皇帝更灵！你皇帝不要忘了，你就是世间最大的势要豪右！
    按照朱元璋的说辞，忽必烈是草原真人，大明是天命所归，带来了秩序和稳定，进而获得了政权是极为合法的，这是老朱家当皇帝的合法根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在这样的纲常伦理下，一直如此下去。
    但矛盾说说出现了，讲万事万物一体两面，天命所归的另一面，既然你带来了秩序稳定，你坐天下合情合理，你老朱家无法再给大明带来秩序和稳定，是不是就得亡天下？给那些能够带来秩序和稳定的人？
    矛盾说对于政权合法性就一条：能安天下者应为君。
    显然，世袭罔替的皇帝制度，是无法一直安天下的，就看看朱翊钧和朱翊镠，亲生兄弟俩，完全两类的人，世袭罔替的皇帝，注定要失天下，因为皇帝家不可能全都是明君圣主，不可能一直安天下。
    这皇位有德者居之，而不是姓朱者居之。
    所以，在写这篇社论的儒生眼里，矛盾说就是颠倒君臣纲常的理论，皇帝还支持这样的理论，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你们呀，还是没有学到矛盾说的精髓。”朱翊钧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颇为肯定的说道：“矛盾说从来都只是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说简单些，就是孔夫子说的，万事三思而后行，要看到好处，也要看到坏处，然后综合去看，权衡得失利弊，再决定要不要做。”
    “矛盾说不是反贼言论，只是一个工具，而是反贼看矛盾说，才会看到是在谋反。”
    “按照他的说法，那孟子还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君子的恩泽，几代人就消耗殆尽了，那就该换君了，孟圣人也是反贼了？”
    万士和低声说道：“陛下，太祖高皇帝把《孟子》摘去了八十五条，并且在洪武三年下诏，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仅剩一百七十四条，陛下所说的这句，也是摘去的。”
    洪武三年，朱元璋对孟子进行了删减，将其中类似于‘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等反贼言论，全都删减了。
    朱翊钧则摆手说道：“万阁老，的确是删减了，但朕看的《孟子》，这些都还在，先生讲筵的时候也讲过的，不科举而已，又不是删的一干二净，看不到了，你没读过？在座的所有人，哪个没读过？”
    朱元璋下旨删掉了那八十五条，真的能删掉吗？万历年间刊行的《孟子》都是全本，顶多教的时候，告诉学子，科举不考而已，朱翊钧连一个删减本都找不到，他读的也是全本。
    “我们回到这篇文章的内容上来，他说的，能安天下者应为君。这话，也没问题，大明迟早有一天要亡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夏商周、秦汉晋、唐宋元，哪个逃得了？既然不能安天下，守天下，亡也就亡了，就跟人不可能长生一样，哪有什么万世不移。”朱翊钧十分正面、明确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群臣们呆若木鸡的看着皇帝陛下。
    张居正这才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皇帝的骨子里，根本就是个反贼！
    阶级论第一卷阶级，第二卷分配成书之后，皇帝一直在催促着第三卷和第四卷的问世，张居正不写是因为他已经清楚了四个自然而然的推论，止步于分配，但陛下一直在催。
    作为朱翊钧的老师，张居正太了解皇帝了，皇帝十分聪明，他能看到四个推论，陛下怎么可能看不到？他不写，皇帝假托他的名字也会写完！
    只要我足够左，看谁都是右，只要我足够的反贼，看谁都是忠臣了。
    所以在陛下看来，从矛盾说这个因推导出张居正是个反贼这个果，是错的，是张居正、皇帝本身，就是反贼，所以才有矛盾说这个果。
    矛盾说是皇帝、张居正的共同著作，这一点在刊行之初，就是明确的。 
    “陛下，臣以为，这个问题就此打住好了，一个儒生喋喋不休而已，不必过分深究。”戚继光作为大将军，反对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解析。 差不多得了！什么反贼不反贼的，陛下是明君圣主，安天下者应为君，陛下不就是在安天下？
    至于后人的事儿？后人再说，后人自己不争气，失了天下，怪祖宗太争气？没这种道理的。
    退一万步讲，矛盾说也在提高统治阶级的下限，对国朝、中原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三思而后行也该推动。
    “这个儒生叫什么？”王崇古有些好奇的问着万士和，署名是笔名，叫玄扈山人，但能在杂报上公开发表文章的，都是在礼部报备过的，这人究竟是谁，礼部一清二楚。
    王崇古之所以当着所有人的面问此人真实身份，其实是保护，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了谁在批评张居正，一旦此人倒了霉，那就是张居正在以大欺小，在恃强凌弱。
    给人添堵尤其是给张居正添堵这种事，王崇古非常乐意。
    “上海县法华汇人，名叫徐光启，是耿定向弟子万历二年状元焦竑的弟子，泰州学派门下。”万士和左思右想，还是开口解释了下这人的来龙去脉，他赶忙说道：“徐光启今年才二十三岁，年轻人嘛，都气盛。”
    “泰州学派全都是意见篓子。”王崇古有点幸灾乐祸，张居正吃瘪的时候可不多，一个年轻人，能把张居正辩论到自己承认自己也是反贼的地步，可见其才智。
    若是张居正要为难徐光启，那晋党一定要保，不为别的，恶心一下张居正也是极好的！战无不胜，赢了一辈子的张居正吃瘪，这可是少有的场面。
    大明皇帝南巡还是带来了一些切实的改变，比如天津流入山东的烟馆被大明皇帝的缇骑给查抄了，山东也留了个心眼，而且还对山东地面的官吏进行了进一步的清理；而到了徐州，四任徐州知府挖了四个大坑，皇帝也进行了一定范围的处理，很快，徐州地面上有了蜂窝煤售卖。
    徐州的煤运到苏州、杭州、松江府，就是不会留在徐州，其实原因很简单，在之前，徐州也有窑井采煤，而这些采煤的人，都是来自苏杭的商贾，他们雇佣徐州本地人挖煤，把煤运回去，这就是一种路径的依赖，大明朝廷煤钢专营之后，徐州地面官员仍然是萧规曹随，在惯性之下，仍然运往苏杭。
    这是官僚根深蒂固的本能：只要能勉强运作，就拒绝改变。
    让朱翊钧颇为意外的是，南衙对新政的抵触情绪之剧烈，远超大明君臣的想象，这种抵抗情绪体现在每一件事上。
    比如徐州煤之事，大明自从煤钢专营之后，地方将所有的煤窑收为官有，但南衙的普遍做法是，遵从朝廷的号令，用各种方式收为官有，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用一定的货币去赎买，毕竟开窑井也是需要钱的，但徐州用货币赎买之后，这些官有煤窑，仍然交给本来的商贾去运营。
    地方衙门花了银子，购买了煤窑的所有权，但其经营之事，仍然在这些商贾手中，商贾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衙门的杂职官，等于说，花了钱，却一点事都没有办，那赎买煤窑的银子，其实就在这个政令推行的过程中，落进了个人的口袋里，煤窑的一切经营方式，都没有变。
    然而，整个过程最可怕的就是完全的合法，既遵从了朝廷的政令，又没有滋扰地方，更没有闹出矛盾冲突来，你好我好大家好，唯独百姓不好，工匠不好。
    该有的官舍、三级学堂、工匠学堂、惠民药局，一个都没有。
    这就是南衙执行的万历新政，当缇骑搞清楚了煤窑发生的事情时，连反贼出身的王崇古都惊讶了。
    这还只是阳奉阴违而已，表面上遵循了政令，实际什么都没有改变。
    但大家都在这个维新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尤其是这些商贾，非常乐意配合，因为从执行新政之后，这些商贾就不再是商贾了，而是官商了，这是一层以前可望而不可即的身份，现在趁着新政的东风，拿到手里了，来自衙门的背书，自此畅通无阻。
    这就是朱翊钧抵达南衙徐州府的第一感觉。
    “这很矛盾。”朱翊钧对着随行的王皇后，略显无奈的说道：“娘子，你说咱这维新，看似是成功了，但看起来也像是失败了，咱从北衙到山东，一路上放出去的缇骑，探问到的消息，无不告诉咱，万历维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连绵不绝的工匠官舍，兴高采烈上学的孩子。”
    “到了徐州，就给了咱这么大一个耳光。”
    “这一耳光，是真的疼。”
    有些略显烦躁的心里话、孩子话，朱翊钧只能对皇后说这些，他二十三岁，不是个孩子，他不能在任何人面前露出软弱来，但在妻子面前，不必带着坚强的面具活着。
    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有高兴有不高兴，也有失望，王夭灼这里就是个避风港。
    王夭灼思考了下，笑着说道：“我倒是觉得正常，南衙就是缺了凌云翼这种不管不顾的杀神，但凡是有这样的人物内外都清理一遍，他们万万不敢如此，南衙十三府，作为京畿，还是太大了些，拆分势在必行，有六部没皇帝，可不就是小朝廷？你皇帝算老几？”
    道理讲不通的时候，物理消灭通常就是唯一办法。
    你北衙的朝廷是朝廷，我南衙的六部就不是朝廷？一个国朝，两个朝廷，可不就有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王夭灼继续说道：“而且，南衙普遍不恭顺，那沂州知州雷士桢多混账啊，纵容烟馆，可是雷士桢知道陛下要来，还是把全城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还把房顶的瓦都清洗了一遍，徐州地方呢？徐州知府钱至毅以遵循王命不便扰民为由，连卫生都未曾打扫一下。”
    “咱看到了。”朱翊钧点头说道：“所以，还是得下重手处置一番，否则别人怎么知道咱是皇帝呢？日后所经行之处，都会怠慢了咱，咱的号令，就是一纸空文。”
    “就让海总宪出手吧。”
    大明神剑，从来没有入鞘，这种贪腐案，海瑞查办起来已经非常专业了。
    大明皇帝很生气，后果真的会很严重，朱翊钧也没有大开杀戒，而是选择了揪着一件事猛打，就是徐州煤窑之事。
    万历四年到任，至万历八年离任的徐州知府，现在的南衙佥都御史陈吾尹，就是朱翊钧的目标。
    贪腐，姑息包庇，以权谋私，立刻满足了海瑞的斩杀线，海瑞人还没到南衙，就已经在着手清理南都察院的蛀虫了。
    一切的祸根，其实都是当初的迁都，朱元璋在洪武年间派出太子朱标，前往洛阳、长安，就是亲眼看看是不是适合迁都，但迁都之事，随着朱标回到应天府后，生病离世，就此搁置，成了朱元璋的未竟之事。
    朱棣迁都在永乐十九年，围绕着迁都展开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正统十三年，明堡宗去瓦剌留学后，才算有了最终结果，真的迁回南衙，黄河以北都会丢，这是必然结果，最终没有人再谈迁回南衙。
    南衙十四府官员的升迁，根本不在北衙的手里，也就不在皇帝手中，导致这南衙的考成法，都是不情不愿的在推行，新政磕磕绊绊，做些表面文章。
    “我是个妇道人家，哪里懂这些，我就觉得，他们呢，造反是不敢的，但借着造反的名头，谋财的胆子还是有的，而且无法无天。”王夭灼不懂政治，也不懂妥协，她就觉得杀得少了。
    《大诰》里有一个洪武十八年的案子，叫妄给妻室案。
    说山西洪洞县姚小五有个妻子叫史灵芝，结婚多年，有孩子三个，但结婚多年后，史灵芝突然被告了。
    早些年，史灵芝和唐家的长子有婚约，后来兵荒马乱，还没成婚，长子就死了，史灵芝这才嫁给了姚小五。
    可是这唐家次子唐寅山认为，史灵芝该是他的，因为按照元朝旧俗‘收继婚制’，唐闰山作为弟弟，有权接收兄长的一切财产，当然也包括名义上的嫂子史灵芝。
    这件事离谱就离谱在，从洪洞县知县，到刑部尚书都认为没有任何问题，都觉得唐寅山的诉求非常合理，就把史灵芝判给了唐寅山。
    姚小五气不过，带着妻子就跑到京城敲了登闻鼓，朱元璋知道后大怒，下旨说：系人伦纲常之道，乃有司之首务，故违不理，所以有司尽行处斩。
    从上到下砍了个遍，明刑弼教。
    这件事最离谱的就是，唐寅山的诉求，即便是在元朝也是不合法的，因为忽必烈入中原就下旨，汉人不得收继，此乃胡人礼。
    到了至顺元年，元朝律法更是明确规定：今后汉人、南人收继庶母并阿嫂的，合禁治，男女各八十七杖、主婚者笞五十七下，媒合人四十七下，聘财一半没官，一半付告人充赏。虽会赦尤离之。
    就是说，有人敢收继婚，所有的财产一半分给举报者，鼓励举报。
    到了大明就更不合法了，洪武六年，大明律就明确规定：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直接杀都得死。
    大明有司从上到下能做出这种判罚，并且无一人纠正其错误，其实就是洪武初年的一个最大问题，对大明政权的不认可，对元朝松散统治的认可，朱元璋管的太宽，管得太多，人元朝皇帝，啥都不管。
    这就是一种对抗情绪在作祟，当然，上下有司的对抗失败了，因为就是按照元朝法律，那也不合法。
    收继婚这种草原来的恶俗，就因为杀人杀的多，在洪武十八年后，彻底废除掉了。
    当一个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可以看向祖宗成法的《大诰》，里面有很多解决问题的粗暴但直接办法。
    皇帝经行之处，腥风血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