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具柜上有一个水瓶，我们坐下时，他倒了两杯。他把水递给我们，然后回到桌子的另一边。“你们想从哪里开始？”
    “你最后一次跟普莱斯先生说话是什么时候？”霍桑问。
    “应该是周日，就是案发那天。我们晚上六点通的电话。”
    “他给你打的电话。”
    “对，没错。”奥利弗·梅斯菲尔德大声叹了口气，他做什么都有点引人注目。“我无法告诉你们我有多难过。他在担心什么事，所以打电话给我，征求我的意见。但我没法和他说话。”他露出痛苦的表情，“我和妻子去了阿尔伯特音乐厅的音乐会，演奏的是莫扎特的《安魂曲》。他偏偏选择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他说了什么？”
    “说得不多。他已经有一两次向我提到他对最近的一次听证会有所顾虑。”霍桑还没来得及打断，他就继续说道，“就是洛克伍德离婚案。先生们，你们应该明白，我有责任保护客户的隐私，但很多事实都是公开的，我现在说的内容你们都可以自己查到。”
    然后，他开始讲述。
    “在这个案子中，我们的当事人是阿德里安·洛克伍德，他以行为失常为由，要求与妻子阿基拉·安诺离婚。我不需要详细说明，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已经刊在报纸上了。我们在中央家庭法院达成了协议，不得不说，这对我们的当事人非常有利。那是在十六号，星期三。你可能知道，安诺女士被事情的发展激怒了。四五天后，她碰巧在一家餐馆见到了理查德。接下来就发生了一次普通袭击，如果理查德选择追究下去，可能会给她带来严重的麻烦。”
    “她朝他泼了酒。”
    “没错。”
    “威胁了他。”
    “她咒骂他，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想用瓶子砸他。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但我知道她是个容易情绪激动的女人。”
    “你说他有顾虑，是什么？”霍桑问。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直接参与。但我可以告诉你，理查德怀疑有欺诈性披露，这让他很忧虑，以至于他甚至在考虑要撤销。”
    “如果你能讲人话，会很有帮助的。梅斯菲尔德先生。”
    律师眯起眼睛，不再那么友好。“我想我正是这么做的，霍桑先生。我会试着用一种让退休警察也能听懂的语言向你解释。”
    我有些忍俊不禁，转开了脸，这样霍桑就看不到我在偷笑了。
    梅斯菲尔德接着说：“在高收入人群离婚案中，双方都必须对自己的收入、养老金、储蓄和财产等进行全面核算。这些都要在表格中列出。有时的确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方可能试图隐瞒其某方面的财产，如果被发现，无论是在法庭内还是法庭外所达成的协议都可能被推翻，并且，双方都应当重新开始核算。”他咳嗽了一声，“我们称之为撤销。我知道理查德确实有些担心，安诺女士可能有一个收入来源没有申报，而且理查德已经和法维翰联系过了——”
    “法维翰？”
    “是伦敦的一家咨询公司。他们有一流的法务会计团队，我们经常合作。”
    “他们在调查阿基拉·安诺？”
    “起先是在调查，但最终不再需要他们调查了，因为安诺女士大概是听从了律师的建议，在提出fdr不久后就接受了洛克伍德先生的条件。”
    “什么是fdr？”这一次是我问的，省得霍桑和他又起冲突。
    “抱歉。就是财务纠纷解决方案。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劝阻客户不要一直等到最后的听证会才罢休，这你们得理解。如果他们能在此之前达成协议，这会为他们节省数千甚至数十万英镑。这个案件就是如此。理查德已经说服安诺女士的团队，让他们不妨见好就收。他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提议，最后他们也同意了。”梅斯菲尔德双手紧握，“显然她对此并不满意——几天后发生的事情足以证明这点。但尽管她可能不相信这个提议，但几乎可以肯定，这对她最有利。”
    “所以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霍桑说，“事情已经圆满解决，理查德·普莱斯得到了他想要的协议，他的委托人很高兴——”
    “洛克伍德先生是很高兴。”
    “那么，既然整件事情已经结束，他周日打电话给你干什么？”
    “恐怕我无法回答。”
    “他什么都没说吗？”
    我想梅斯菲尔德是不会回答的，显然他不想说。梅斯菲尔德在客户保密、责任感以及他对霍桑轻微的厌恶之间左右为难。但最终，负罪感占了上风。
    “我应该听他的！”他叹道，“我很自责——但正如我所说，当时我在去音乐会的路上，不想迟到。我们简短地谈了一下，我听得出理查德很不安。他想咨询律师公会的道德热线。律师公会是我们的管理机构，他这么做后果会很严重。”
    “可能会导致撤销。”
    “确实。如果你方已经赢了，那撤销有什么意义？我甚至不确定，如果安诺女士坐拥一大笔钱，和解会有什么不同，除非她是以某种方式从前夫那里敲诈或骗取了这笔钱。即便如此，这也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你跟他说了什么？”
    “我说没有必要多此一举，我们周一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我祝他晚上愉快，然后挂断了电话。”
    理查德·普莱斯并没有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对他来说，周一再也没有到来。
    “人们为什么称他为钝剃刀？”我问道——为了填补突然降临的沉默。
    梅斯菲尔德笑了，他向我点点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说，“这也许能解释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许多问题。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这些绰号。理查德曾参与过一两起引人注目的案件，有些记者这样描述过他，从此这个绰号就留下了。他的特点是犀利，但也很诚实。如果他觉得当事人以任何方式做出了妥协，就会非常不愿意为他们代理。他总是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安诺女士才会如此不安。他写信给她，在这样的诉讼中，这是完全正常和恰当的，但我猜他的用词过于唐突了。”
    “他说话不拐弯。”霍桑说。
    “我不会这么形容，但是，他确实很直率。如果他真的很担心，完全有可能在周末打电话给我。”他摇摇头，“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当时忽视了这个信号。理查德和我一起工作了将近二十年。我们在高伟绅律师事务所相识，决定一起创业。莫里斯太难过了，他今天甚至都没来。”
    “莫里斯？”
    “莫里斯·腾博，我的另一个资深合伙人。”
    一阵静默，我才意识到这间办公室有多安静。如果凯里街有交通堵塞，那声音也被这里的双层玻璃有效地隔绝了，虽然在玻璃隔断的另一边能看到秘书和律师助理，但他们就像电影中音量被调低的演员。根据我的经验，律师事务所总是很安静。也许是因为他们遣词造句太贵，所以才会惜字如金。
    我原以为我们已经谈完了，应该要离开，但霍桑的下一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最后一件事，梅斯菲尔德先生。关于你同事的遗嘱，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吗？”
    他的遗嘱。我从未想到过这一点，但的确，理查德·普莱斯是个富豪。在菲茨罗伊公园的那处房产，墙上挂着昂贵的艺术品。在克拉克顿的第二处住所，有两辆豪华轿车，肯定还有更多。
    “事实上，几周前我还和理查德讨论过这件事。我是他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我非常了解他的遗愿。”
    霍桑等待着。
    “遗愿是什么？”
    梅斯菲尔德又一次犹豫了。他虽不喜欢霍桑，但他很聪明，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他的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他丈夫，”他说，“包括伦敦北部的房产和克拉克顿的房子。他还列了一些慈善机构，一部分遗产会被捐赠。但唯一的另一大笔遗产，大约十万英镑，属于戴维娜·理查森夫人。如果你想和她谈谈，我的秘书可以给你她的地址。”
    “我的确想和她谈谈。”霍桑说，眼中有一丝我很熟悉的光芒，他发现了另一条可供追寻的线索，“但是，也许你能告诉我他为什么对她这么慷慨。”
    “我真的觉得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奥利弗·梅斯菲尔德远没有我们刚进来时那么愉快。恐怕霍桑确实会对人们造成这种影响。你可以说他是根针，证人和嫌疑犯则是气球。“理查森夫人是室内设计师，和理查德是挚友。他也是她儿子的教父，我会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你。”他在电脑上调出号码，潦草地写在一张纸上，递了过来，“更多的信息，你会从她那里得知。”
    当我们离开办公室时，霍桑的手机响了，是格伦肖探长打来的。她打电话是想通知他，阿基拉·安诺已经出现了，正准备跟她谈话。
    第六章 她的故事
    阿基拉·安诺住在荷兰公园附近，但我们没有去她家里。大概是因为她不希望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所以选择了在诺丁山警察局接受讯问。那是一座相当漂亮、气势恢宏的建筑，坐落在兰仆林的拐角处。由于政策原因，该警察局现已关闭。伦敦政府曾计划关闭一半的警察局，减少街上穿制服的警员，这也使得持刀犯罪激增，拿手机都要冒着被骑摩托车的小偷抢走的风险。
    我不明白为什么格伦肖探长会邀请我们过来，因为她已经明确表示过，她把调查视为一场竞争，而她决心要赢。
    “她认为是那个叫安诺的女人干的。”霍桑解释道。
    “怎么回事？”
    “她实施了逮捕。她想让我看起来很差劲，我当时在场——但她还是比我领先一步。”
    “你不喜欢她。”
    “没人喜欢她。”
    我们出示了身份证，获准进入警察局。格伦肖征用了一间阴森的审讯室。审讯室位于一楼，墙壁被漆成了乳白色，窗户是磨砂玻璃的，遮挡住窥探的视线。一张桌子固定在地板上。这里没有珐柏涂料，墙上的健康和安全宣传海报是唯一的装饰。
    阿基拉·安诺坐在一把粗糙的木椅上，看起来很不自在。她是个娇小的女人，有些少年气，不是很矮，但整个人显得不太真实，就像一个影子。她的眼睛非常黑，炯炯有神，只是被圆圆的淡紫色眼镜遮住了一部分，眼镜架在陶瓷般的脸颊和轮廓鲜明的鼻子上。也许她做过鼻梁整形。她的头发又黑又直，垂到肩上，勾勒出一张看不出年龄的脸。她给人一种极其聪明、知识渊博的印象，部分原因是她从来不笑。她现在很郁闷。她刚刚从牛津开车回来，对前夫的律师被残忍杀害这件事，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恨的迹象。但她很生气，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她与此有关。
    在此之前，我早已见过阿基拉·安诺两次。
    我写这些的时候，不想给人留下我对她或她的作品有任何敌意的印象。实际上，在理查德·普莱斯去世的时候，除了她发表在《新政治家周刊》上的几首诗之外，我从未真正读过她写的作品。说实话，那些诗我也没太看懂。我第一次偶遇她是在爱丁堡书展上，接着六个月后，我在伦敦的一个发布会上见过她。后来，我在网上查过一些她的资料。我对她的了解大致如此。
    她于一九六三年出生在东京，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是一名银行家，在她九岁那年被调到纽约，她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一九八六年，她从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毕业，不久后出版了她的第一部 小说《众神》。“一个关于日本镰仓时期女性屈服与宗教父权制的故事。”尽管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电影改编得不太好，但这部作品还是让她获得了国际赞誉和好评。她的其他作品中，最著名的是《特米苏盆地》《广岛的清风》和《我父亲从来不了解我》，后者是一本她在美国早期生活的半自传体回忆录。她还出版了两卷诗集，最近一本是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叫《俳句两百首》，也确实包含了两百首俳句。她说过一段著名的话，说她写一部小说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因为她不但把每个字当作挂毯中的一个针脚，也把它当作挂毯本身。我也不确定她是什么意思。
    她嫁给了英国电影摄影师马库斯·勃兰特，他曾经为她的电影掌镜，这也是她来到伦敦的原因。这是一段有虐待倾向的感情，《星期日泰晤士》杂志对此有一段长达九页的描写，之后上了bbc的纪录片节目《想象》，这段关系在二〇〇八年结束。两人没有孩子。两年后，她嫁给了房地产开发商阿德里安·洛克伍德，这令许多媒体大跌眼镜。
    她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信奉了日本的传统宗教——神道教，她的许多作品都反映出了这一点，尤其是她信仰万物有灵论，认为无生命的物体也包含某种灵性。不过，据我所知，没有人见过她去参拜神庙，或者因此沉迷于舞蹈仪式。她还研究了差异性的本质、她的双重民族身份，以及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中所产生的疏离感，这种文化不同于她出生的文化。我在此引用的是她一本书的前言。
    我曾在一个圆顶帐篷里经人介绍认识了她，就是那种在爱丁堡书展上搭建的蒙古风格的作家帐篷里。帐篷并不大，但是很安静。他们全天供应咖啡和小食，晚上供应麦芽威士忌——如果那时他们还没有把你打发回家的话。我在爱丁堡谈我写的童书，她正在举行一场诗歌朗诵会。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她则在众人拥簇下走过来，其中有她的出版商、经纪人、公关人员、两名记者、一名摄影师和电影节的导演等。出于某种原因，她穿着一身男士三件套西装，配有圆顶礼帽。除去肩上别着的一枚银色胸针（可能是日本假名中的一个），她就像是从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的画作中走出来的一样。
    帐篷里几乎没有其他人，阿基拉喝了一杯绿茶，回绝了一份放了很久的水芹鸡蛋三明治。有人注意到我在那里，并介绍说我是《少年间谍》系列的作者。
    “哦，是吗？”
    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忘记随后的握手。握手相当冷漠，一瞬间就结束了。
    我嘀咕了几句赞美她作品的话，虽然不是真心的，但我觉得这样才礼貌。
    “谢谢你，很高兴见到你。”如果每一个字都是一副挂毯，那它一定是用铁丝网织成的。
    她在做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她的目光掠过我的肩膀，看帐篷里还有没有更有趣的人。当她确定没有的时候，便转身背对着我，和她的公关人员核实了一些事情，之后整个团队都离开了。
    虽然我确实觉得这很奇怪，但并没有生气。书展的气氛几乎总是友好的，没有竞争，很少见到哗众取宠的作家。我暂且假定阿基拉也是如此。可能她对自己即将发表的讲话感到紧张，我也一样。无论我在公众面前讲多少次话，上台前总会感到不安，也不太会闲聊，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我粗鲁无礼。
    但几个月后，当我在新书发布会上遇到她时，她又一次冷落了我，这一次我确信她是故意的。她似乎不记得以前见过我，当她再次被告知我是一名童书作家后，瞬间没了兴致，眼中的光也熄灭了。如今，她开始喜欢戴那些小野洋子风格的墨镜了。我觉得相当可笑。
    这次她穿着一套昂贵的黑色长裤套装，肩上搭着一件浅灰色的羊绒披肩，末端缠在胳膊上。卡拉·格伦肖坐在她对面，那个叫达伦的男人站在一旁，要么嚼着口香糖，要么假装在嚼口香糖，手里还拿着印满图腾纹路的记事本。
    格伦肖介绍了霍桑，对我只字未提，这倒无妨。我不知道阿基拉看到我会怎么想，我看她未必会愿意出现在我的书中。这是一次非正式的面谈，没有律师，也没有警告。
    “谢谢你赶来，”格伦肖对阿基拉说，“如你所知，理查德·普莱斯昨天早上被发现死在家中，我们希望你能协助调查。”
    阿基拉耸耸肩：“我怎么帮你？我几乎不认识普莱斯先生。他代理我前夫的案子，但我们从未说过话，我对他无话可说。他靠人们死去的爱情和破灭的梦想谋生，还有什么可说的？”
    她的口音很奇怪，主要是美国口音，但带有轻微的日本味。她声音柔和，不带一丝情感，似乎觉得这场对话很无聊。
    “你威胁过他。”
    “不，我没有威胁他。”
    “恕我直言，安诺女士，我们有几位证人十月二十一日当天在德劳奈餐厅看到你，当时你在那里吃晚饭。离开餐厅时，你看到了普莱斯先生，和他的丈夫坐在一起。你朝他泼了一杯酒。”
    “我把酒倒在了他头上，他活该。”
    “你骂他是猪，还威胁说要用瓶子打他。”
    “那是个玩笑！”这五个字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恶意，仿佛在指责格伦肖故意无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倒了一小杯酒，我说他很幸运没有点一整瓶，否则全都会被倒在他身上。我说得很清楚：我会用更多酒泼他，并不是我会用酒瓶伤害他。”
    “考虑到他被谋害的方式，这仍是一句不恰当的措辞。”
    她仔细想了想。我可以看出她在回想、分析餐厅里的场景，好像要把它变成一个短篇故事，或者一首俳句。那双深黑的眼眸陷入了沉思。最后她说：“我不后悔我说过的任何话。我告诉过你，那只是一个玩笑。”
    “一点也不好笑。”
    “探长，我不认为玩笑一定要有趣。在我的书中，我使用幽默只是为了颠覆现状。如果你读过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作品，你就会知道他将玩笑定义为一种揭示真相的裂口。顺便说一下，我是在索邦大学认识他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会凭借嘲弄打败对方。这是阿兰给予我的洞察力，虽然我觉得没必要为自己辩解，但这正是我在德劳奈餐厅使用的方法。”
    我能想象到阿基拉·安诺和阿兰·巴迪欧一起畅聊到深夜。肯定充满了欢声笑语。
    “安诺女士，你和谁一起吃的晚餐？”
    “和一个朋友。”
    “如果你能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也许会有帮助。”
    “也许最好不说。不管怎样，那不是个男人，是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