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推行城市化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就是住房问题。大量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你让他们住哪里？
    那个时代不同于后世，外来务工人员可以租房子住。虽然也经常被吐槽，房租站了工资的多少多少？那个时代是你根本租不到房子。
    就比如说基建连，如今外来人口不少了。他们的居住条件真的很可怜，大部分都是挖地窝子住，还有些去了老裕民租房子。
    基建连和开发区虽然建了房子，但是不可能分给这些户籍根本不属于兵团的外来户。再说基建连盖这些房子，也是完全是自己出资，一栋房子吃掉多少利润马全义最清楚了。心都在滴血啊！
    以前杨革勇对这些事情并不关注，因为他是和基建连合作。住房问题跟他没有关系，他负责的是原材料的供应。
    但是香港之行确实让他涨了见识，原来住房不但不是负担，而是一种可以产生利润的商品。这种模式完全可以复制到开发区来啊。
    听完杨革勇的介绍，马全义两眼放光，叶万成却疑虑重重。从他进疆开始，房子就是国家分配的，现在拿来买卖，符不符合国家政策他真的不懂。
    其实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于住房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只不过兵团这种特殊单位，加上他们级别不够，没有看到这些文件罢了。
    ***分别就住房问题发表了两次重要谈话。1978年9月，***指出：“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个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这方面潜力不小。”1980年4月，***发表《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指出“城镇居民可以购买房子，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旧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房地产行业逐渐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住房走商品化的路子揭开了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幕。
    几个人讨论半天，并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杨革勇干脆给刘庆华打了个电话把他喊过来，不过喊过来之后他就走了。这是领导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跟他没啥关系？
    刘庆华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也是被雷了个外焦里嫩。不过他知道的却比叶万成他们多一些，最起码国务院的一些文件他看到过。
    于是他把那些文件的主要内容给两个人讲了一遍。第一，1978年至1987年，启动城镇福利住房制度改革。20世纪8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经历了出售公房试点、民建公助建房试点到提租补贴试点的探索。
    1980年6月，国务院批转《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正式提出住房商品化制度。同年，深圳首开收取土地使用费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先河。
    1981年，城镇房产全价出售政策向全国铺开。虽然全国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0多个城市展开出售新建住房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1982年，城市里实行了政府、企业和个人各承担房价1/3的“三三制”补贴售房政策，后也因补贴售房制度遭遇阻力被叫停。
    1985年至1986年，住房制度进入“提租补贴”的改革阶段，烟台、蚌埠等地打响“提租补贴”试点第一枪。1987年11月，国家土地局确定深圳、上海、珠海、广州、天津、厦门、福州等城市，作为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开启了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
    几个人眼睛同时开始发亮，如果把建好的房子都卖给职工。收一部分土地使用费，这条路好像真的行得通啊？
    三个人又来到团部，把这些年来，中央对于住房改革所发布的文件全部搜集起来，然后引经据典给兵团党委打报告。
    就是开发区内的房屋全部私有化，开发区会按照比例向兵团上缴土地使用金。而兵团建设局则要给予这些租房颁发个人产权证。证明住房私有的合法化。
    几个人都明白，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如果产权真的私有化。大家基本都会心甘情愿的掏钱买下居住地房屋的。
    当然，做这件事之前他们已经打电话跟吴天明沟通过了。吴天明作为高层，对于这些事情自然要比他们清楚的多。
    而且他身在省城，早就感受到了房子带来的压力。如今兵团二代早已经成长起来了，但是他们大部分还是和父母住在一起。
    那时候房子本来就窄，大部分家庭都是两间的平房，外屋都是孩子加厨房两用的。
    现在孩子大了要结婚，你让他结在外屋吗？而且大部分家庭都不是一个孩子，就算能结在外屋别的孩子去哪？
    虽然孩子工作了，基本上单位都会分房，但是钱从哪里来？有些事情级别越高越不好解决。
    比如基建连自己有钱了，可以拿出来为职工盖房，而机关单位哪来的钱？他们每花一分钱，都要记在账本上接受审核的。
    特别是盖房子这种大事，每一套房子所占用的资金都不是小数字，而且属于那种花出去就没有回报的那种。不但没有回报，房屋的维修还要完全免费承担。
    叶万成他们想干的事情吴天明知道意味着什么？不过这一步早晚都要走的，于是他选择了鼓励。
    报告很快就被送到了兵团党委，此时机关也都准备放假了。但是这份报告却如一枚重磅炸弹，在兵团机关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改革这种事不管在哪个朝代，都是阻力重重的，特别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
    明明是国家负责分配的房子，开发区竟然要变成私有财产，这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体制改革了。而是上升到一种政治高度。
    姓公还是姓私，一直是改革初期争论最多的一个话题。连续三天的讨论没能出个结果，吴天明建议上报中央，尽管很多人保留了意见。但是开发区的报告还是被交到了王老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