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咏霖继续了解这件事情的内幕，得知赵眘在一次明宋战争之后，面对明国的巨大军事压力，一度打算承认南越国在事实上的独立，以此换取南越在军事上对他的支持。
    甚至他还研究了南越国的国号，准备封李天祚为正式的安南国王。
    他认为南越只要得偿所愿，一定会响应南宋的要求，不说派多少兵马吧，至少也能弄来一些物资补给什么的给南宋回口老血。
    但是这个进程被明宋第二次战争打断了。
    明军大规模南下，包围临安，下最后通牒，张栻遁入临安城内策动沈该搞政变，赵眘废了，南宋连自己的国号都保不住，安南国这个称呼也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直到如今，南越依然是南宋的法理领土，南宋官员不管承认不承认，都认为南越之地是中国郡县，而不认为是独立的国家。
    苏咏霖为此感到很高兴。
    “赵构虽然软弱无能，但是偶尔也会做一件好事，赵眘倒是个仔卖爷田不心疼的家伙，真要给他封了，我到时候还要费一番周折，可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周折了。”
    苏咏霖接连推翻金国、南宋，也就在事实上接手了金国和南宋的法统。
    不管自己内部怎么看待这种事情，如何解释革命和王朝更替之间的关系，至少当前看来，外藩小国都是以南宋法统继承者的身份来看待明国的。
    既然如此，明国对待南越领土的态度自然而然也就继承了南宋对南越国领土的态度。
    这是我的。
    我拿回我自己的领土，名正言顺。
    苏咏霖顿时感到这一波可操作性实在是太大了。
    按照如此法理关系来看，他完全可以找个简单的借口就开战，完全不需要顾忌什么国际观感，我自己拿回自己的领土，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别人管得着？
    你特么干涉内政啊！
    一番思量之后，苏咏霖便在洪武九年的新年宴会上邀请了广州外国商人一起参加新年宴会。
    新年宴会进行时，苏咏霖当场告诉占城国商人，说自己决定承认邹亚娜占城国王的身份，让他派遣正式的使节过来就可以了，自己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离开广州。
    占城国的商人大喜，而苏咏霖的余光也发现部分南越的商人面色有变，不那么开心的样子。
    国际政治就是这么个玩法。
    想要世界上的盟友，想要势力范围，那就要主动出击，真金白银的砸进去，让人家觉得有利可图，跟着你这个大佬为你卖命有好处，才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回报。
    就算想要狗自带狗粮来投靠，本身也不能少了买狗粮的钱和大撒币的气魄。
    总得让狗看到希望不是？
    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苏咏霖打算充分利用邹亚娜作为自己撬动东南亚政治板块的支点，介入到东南亚局势当中，以占城国为重要盟友，对南越国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
    高丽也好，日本也好，都在大明国的菜单上，现在填上一个南越，多你一个不多。
    更美妙的是，这块土地本身就是中国的声明领土，从未放弃对它的主权声明。
    苏咏霖的视线放在了那张他所钟爱的世界地图上，盯着地图上的红河平原一带，对这一带优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十分看重。
    如此美妙的一块冲积平原，善加经营，完全可以成为国家谷仓，成为明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反哺中原未可知。
    他的心里，已经把收复南越之地当作是这场正在进行中的伟大的国家统一战争当中的一场必经之战了。
    这是统一，名正言顺的统一。
    洪武九年正月，苏咏霖在广南东路巡查了一阵子，在各地劝农劝耕，亲自参与到了一些新农村的组建工作当中。
    他手把手指导当地的新人复兴会员们如何工作，和他们同吃同住，日夜相处，向他们传授经验。
    在这个过程中，苏咏霖发现发现广州复兴会的问题并不单纯。
    当前来看，广州复兴会内部只有极其少数的本地会员，因为工作开展不到位，这些本地复兴会员数量少，也没什么话语权，但是非常有工作热情，对于改造自己的家乡很有想法。
    除了他们之外，绝大部分会员都是复兴会总部调派来的外地会员。
    当初调来广州工作的外地复兴会员里有相当数量的刚刚从培训班里出来的新人，配合一些有经验的老会员引领他们，复兴会总部是打算用广州作为培养新人的地方。
    这群人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满怀理想和希望来到广州的，希望大展拳脚改变广州，带领广州的农民们走向新生活。
    剩下的少数人则表现出了对被调往广州这件事情不满意的态度。
    似乎他们并不希望来到广州工作，他们不喜欢广州的落后和炎热潮湿的气候，对于在这里工作感到十分的难受，有很强的抗拒心理。
    根据了解，苏咏霖得知有一些人多次向组织申请调离广州，说自己实在是适应不了广州的气候，想回到家乡工作，实在不行，调回江北也可以。
    因为他们的请求没有被批准，所以这部分人非常没有干劲，做事情是能推就推，工作经验没积累多少，摸鱼经验倒是十足十。
    接下来是干部群体，也就是分部组织里的各个系统的负责人们，他们对前来广州工作这件事情也是看法不一。
    一些人体现出了较强的工作热情，希望做出一番事业。
    一些人则体现出了无所谓、得过且过的态度，他们能欠缺工作热情，缺乏解决问题的干劲，且其中一部分人对于被调到广州这种他们印象中的蛮荒之地很不高兴。
    在他们看来，这似乎等同于流放，是不被重视、被边缘化的意思，这使得他们不高兴，或者是心灰意懒。
    而得过且过的干部数量在内部是比较多的，多于愿意做事的干部的数量，以至于广州复兴会有很多事情很难推进下去，很多行之有效有建设性的想法在会内都不能得到统一认同。
    也因此，会内的矛盾比较大，希望做事的干部和不想做事的干部之间有较为尖锐的冲突，底下会员们也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该怎么行动，有些时候一个方案提出来施行没几天，又被叫停了。
    工作反反复复，不仅让民众对广州复兴会的看法很不好，复兴会员内部也是想法多多，意见多多，不少有理想有追求的会员都很不舒服。
    他们试图向上级反映，要求上级给他们一个说法，但是得到的总是含糊其辞的回答，这让他们很失望。
    于是渐渐的，一些地方的民众都对复兴会很是失望，不再响应他们的号召。
    而一些侥幸活下来的地主豪强则开始趁机兴风作浪，各种造谣，各种撺掇农民反对复兴会，进一步增加了复兴会推进土地改革的难度。
    等这些问题实在是无法忽视了之后，广州官府被迫下场，广州刺史下令逮捕了那些兴风作浪的地主豪强，以阴谋造反的罪名、用强制手段把他们灭掉了。
    这当然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并不是最优解，反而是无奈之下的终极手段。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广州官府被迫给广州复兴会擦了不少此屁股，为此担任复兴会分部副主任的广州刺史谢元良对主任胡信有很多看法，两人关系不好，吵了好几次。
    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这些事情上报到中都。